原标题：简史不简 深读广东

《广东简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

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地层关键柱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南越国木简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从旧石器时代的“磨刀山人”遗迹，到广东行政区域的形成和演进；从广东如何一步一步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到如何发展成为著名侨乡……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都凝聚在《广东简史》这部60万字的书中。

明末清初岭南大儒屈大均曾说：“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不了解广东的历史纵深与精神底色，就无法理解广东何以从历史上的一隅成为如今的重要省份，又如何以开放包容之姿塑造自身、影响世界。

《广东简史》 可阅读的学术大书

《广东简史》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由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李宜航率领一众专家学者组成编写组，经过三年潜心打磨、字积句累，最终成就的厚重之作。这部著作不仅填补了广东地方史研究的诸多空白，更以其“简史不简”的厚重内涵，成为2025年地方史编纂领域的一颗明珠。目前出版的《广东简史·综合卷》是整套丛书之开篇，后续还有政治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专题卷陆续推出。

书中前言写道：“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我们坚信，广东浩瀚历史长河孕育的宝贵财富历久弥新，也必将在新征程上熠熠生辉，指引广东走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门，开启新的成长周期，创造新的辉煌！”这提纲挈领地阐明了编写《广东简史》的初衷和意义。

作为总论的《广东简史》共五编二十章，以时间为轴，纵向维度上，系统梳理了广东从远古时代至当下的发展进程；横向维度上，它跳出“就地方言地方”的窠臼，将广东置于中华文明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宏大背景中，展现了广东在融通世界、推动中国变革中所扮演的先行角色，构建了“中国之广东、亚洲之广东、世界之广东”的三重叙事维度。

《广东简史》一经出版，便获得学界高度评价。学界认为，《广东简史》在“简”与“深”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它既吸收了近20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成果，更新了对岭南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又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建设实践。这种“既见文化交融之智，更显敢为人先之魂”的书写，使其成为一部兼具学术厚度与时代价值的力作。

书中运用了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描写，将历史事件和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真正做到了“可亲近的学术、可阅读的大书”。可以说，《广东简史》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本帮助人们“读懂广东”的文化指南。

对话李宜航

首部贯通古今的广东全景式通史

蒋述卓老师用“登高望远，创新出彩”来评价这本书，您觉得《广东简史》的亮点是什么？有哪些创新研究成果，比如使用新材料或者有新的说法？

李宜航：首先，我要代表写作组衷心感谢蒋述卓老师等诸位社科名家对《广东简史》的褒奖勉励和关注支持。

盛世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华文脉绵延永续的关键一环，守正创新、出新出彩，是史书编撰者的不懈追求。《广东简史》萃取其他广东历史书籍之精华，之所以能“开自己之生面”，就在于它不仅是对一方水土过往的追溯，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文明区域演进的一次深刻观照与学术建构；之所以能在竞相涌现的地方史著作中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一次史学方法论的自觉革新，我们希望能够为区域文明史书写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范式。

《广东简史》与其他讲广东历史的书，各有千秋，对绵延文脉、资政育人都大有裨益。如果一定要做区分的话，我想，《广东简史》在这三个方面是比较有特点的，可以概括为“三个新”。

一是史观与框架新。

坚持大历史观，果断跳出以王朝兴替为纲的传统断代史窠臼，依据广东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转折节点，将广东五千年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五个清晰的阶段：从先秦南越文明的“发轫”，到隋唐以降凭借海洋“崛起”，再到明中叶因国际贸易而率先“转型”，进而至晚清民国领风气之先的“革命”，最终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超越”。这一框架不是简单的时代标签更换，其革命性在于以“问题”和“脉络”为先导，让朝代更迭的叙事服务于地方发展主线的阐释。这种写法，较好地解决了地方通史编纂中普遍存在的“国家叙事”与“地方逻辑”如何有机融合的难题。它使得广东历史不再是王朝史的注脚，而是一部拥有独立呼吸节奏和成长主线的生命史诗。例如，书中将“明清海禁与广州一口通商”这段历史，置于全球白银流动与贸易体系重构的宏大背景下，着重阐释了它如何客观地强化了广州的枢纽地位，并塑造了岭南社会独特的经济形态与文化心理。这在广东历史著作中尚不多见，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二是视野与坐标新。

《广东简史》虽然是一部地方史，但并未囿于地域局限。我们尝试将广东置于中华文明演进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坐标中来考镜岭南历史源流。就其经纬而言，纵向上，着重考察广东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横向上，我们注重探究广东在全球文明交流史中的桥梁枢纽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简史》有力地论证了广东的历史角色，远非“中原文化的被动接收者”或“帝国边陲”，而是中华文明与海外世界持续对话、能量交换的“交冲之地”与“前沿窗口”。

从汉代徐闻港的丝路启航，到唐代广州蕃坊的万商云集，从明清时期西洋知识经由岭南传入内地，到近代康梁变法维新主张在此孕育并震荡全国，广东始终扮演着文明“融汇地”与“桥头堡”的角色。如梁启超所言，广东在地理上堪称“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广东简史》力求以翔实的史料，将这一深邃洞察贯穿始终，揭示广东如何通过对内外两种资源的吸纳、转化与再输出，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世界文明图景贡献独特的“岭南色彩”。这种“双重坐标定位法”，使得广东成为阐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键场域。

三是断代与方法新。

我们自觉把《广东简史》的编撰，建构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潮流与海量新见史料的充分吸纳与审慎辨析之上，这使其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实现了双重拓展。具体来讲，就是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了自然的双向延伸，在研究方法与证据来源上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色彩。

就时间的延伸而言，《广东简史》一方面向上追溯，积极借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的最新考古成果。例如，通过对“磨刀山遗址”等史前文化遗产的探寻，将岭南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幅前推，并尝试梳理出一条更为清晰的史前文明演进谱系，这使得广东历史的源头叙事更加厚实、科学。另一方面果断向下贯通，专辟一编（第五编）共四章，系统论述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广东历史。这有效弥补了以往一些通史著作叙事止于1949年之憾，特别是其中对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程浓墨重彩的书写，得益于编写团队此前编撰《广东改革开放史》的积累，从而真正成就了首部贯通古今的广东全景式通史。

在推进理路上，我们突破了传统史学主要依赖文献考据的路径，积极引入并融合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乃至分子人类学（基因研究）等学科的新方法与新证据。这种“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使得许多历史议题的阐释获得全新的视角与坚实的支撑。例如，对于岭南族群的源流与迁徙、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实态与规模、区域经济形态的演变等问题的研究，本书都努力结合遗址发掘、器物分析、DNA数据等多重证据，构建起更为立体和动态的历史图景。这种对跨学科成果的融会贯通，并非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旨在通过不同学科视角的对话与印证，提出更富解释力的新观点、新叙事，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广东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当然，断代与材料之“新”，其根本目的在于服务整体史观的创新。它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望远”，在更长的时空脉络中定位广东；也使我们能够更扎实地“登高”，凭借多学科的工具，攀登地方史研究的新高峰。

从“和辑百越”到“百万英才汇南粤”，广东展现出强大文化磁场

这样一本通史类图书，如何打破传统通史厚重、乏味的写法，如何帮助读者“读懂广东”，让读者愿意读下去？

李宜航：通史著作常因追求体系完整而流于刻板枯燥，为破解这个所谓的“魔咒”，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广东简史》不仅要追求“简史不简”的境界，更要力求将其写成一部“可阅读的学术大书”。更通俗地讲，就是要强化与读者的对话意识，努力写出一部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历史畅销书。

为此，我们在编撰过程中，尝试运用了一种“经纬交织”的叙事方式。所谓“经”，即前述五大阶段构成的清晰演进主脉，如一根挺拔的脊梁，撑起全书架构。所谓“纬”，则是在每一编中，系统地展开的政治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社会生活、族群变迁等多维度剖析。这种结构使得读者既能把握历史大势的流向，又能深入特定时代的肌理，感受其温度与脉搏。

写作过程中，如无必要，我们一概不使用过于艰涩的术语，而是代之以精准而平实的叙述。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有大历史的波澜壮阔，更充满了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生动细节：如岭南水果种植与饮食文化的演变、十三行商人的家族沉浮、华侨书信中的家国情怀、改革开放初期“星期六工程师”的业余奔走……这些细微处的深描，如同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浪花，让宏大的叙事变得可知可感可及，较好地实现了“让历史活起来”的追求。学界评论认为，《广东简史》创造了一种亲切而不失深度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学术著作的大众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例。

《广东简史》浓墨书写了广东经济千年开发的进程，特别是广东经济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发展，在您看来，“广货”何以能行天下？

李宜航：广东背山面海的地理格局，塑造了其贯穿千年的外向型经济传统。唐宋时期，广东已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出特色鲜明的外向型手工业体系，以瓷器等产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稳定交换香药、珠宝等物产，形成跨洋商品互补与经济循环。至明清时期，广州长期作为中国连接全球市场的核心枢纽。这段悠久的商贸历史，不仅淬炼出广东人务实求精的经营智慧，也激发出灵活应变的市场策略，成为“广货”持续走向全国、开拓世界的深厚文化底色与精神动力。我理解，“广货”远不止是商品，其背后是一套运行千年的跨洋商品循环体系与文明互鉴机制。“广货”的魅力，在于其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结晶，如广彩、广式家具等，皆是“折衷中西”美学与技艺的产物。“广货”之所以能畅行天下、生生不息，除了价格、品质、信誉这些基础支撑外，根本的还是一种互利天下的底层逻辑在起作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宏阔气宇在起作用，一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真挚情感在起作用。

《广东简史》用大量史实让我们看到了，广东如何从南方一隅一步步走向经济强省，其中包含了大量人才的贡献。如今，广东正在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您可否从岭南文化角度谈谈，什么特质让广东能更聚才？

李宜航：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瑰宝，有许多独树一帜的特质。我们在《广东简史》前言中指出，“广东地处五岭之南，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孕育出山海互济、贯通南北、融汇中西、融合古今的岭南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积厚流光的岭南文化与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生发出‘纳四海之新风，融多元之文明’的广东文化。”岭南文化辉光日新，最显著的表征就是开放包容、不守一域，最深层的逻辑就是永争第一、不甘人后，最浓烈的氛围就是乐见成功、不拘一格。

从南越国“和辑百越”的政策，到近代成为革命思潮的策源地，从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的盛况空前，到新征程上“百万英才汇南粤”应者云集，这种对不同来源、不同背景人才与思想的兼容并包，形成的强大文化“磁场”是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正是这些由千年历史沉淀而来的文化特质，使得广东在今日全球人才竞争中，依然能保持一种“永远先行一步、永远求贤若渴”的现实姿态与强大吸引力，使得如今的广东有实力、有底蕴、有魅力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高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来此创业兴业乐业，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妥妥的幸福感。

最近爆火的歌曲《嘉禾望岗》，及由此形成的“嘉禾望岗”现象，或者说话题，无疑是一个生动鲜活的注脚。历史上，贬官、商人、华侨、工匠，皆在岭南找到用武之地，凭实绩赢得尊重。我们有理由相信，胸怀真才实学、志在经世致用的百万时代英才，必将在广东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长成参天大树，在收获成功喜悦的同时，汇聚起“再造一个新广东”的澎湃动能。

筹备撰写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李宜航：“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广东简史》历时三年、八易其稿而成。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好评，我们感觉一切的“踏平坎坷成大道”都是值得的。筹备撰写过程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如何站在前辈学人的肩上，激荡“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自觉，实现广东史学研究的一次破壁突围。好在，近几十年，广东地方历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不断面世，提供了丰富的观察视角和多元的研究路径。省内外乃至全国诸多社科同仁、史学大家又以极大的热忱、深邃的洞见、悉心的指导，帮我们完成这一学术宏愿。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已届耄耋之年的史学大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先生亲自撰写推荐语，褒扬这“是一部积淀深厚、简明易读的广东史”；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同仁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一字一句写，一遍一遍改，终将广东五千年文明史浓缩成帙……回首往昔，此情此景，斯人斯情，令人感动，使人动容，终生难忘，终身受益。（孙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