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流亡的日常与人性的微光 ——读萨米拉·阿扎姆的短篇小说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巴勒斯坦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图景中一道深沉而坚韧的风景，正逐渐被中国读者所熟识。加桑·卡纳法尼、穆罕默德·达尔维什等作家的作品相继译介，让我们得以聆听来自那片土地的心灵回响。其中，有一个格外清越却近乎寂寥的声音——萨米拉·阿扎姆（Samira Azzam，1927—1967）。这位英年早逝的巴勒斯坦女作家，以其五部短篇小说集及诸多散篇，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镌刻下独特而深刻的印记。令人遗憾的是，直至今日，她的作品仍未有一部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这份空白，不仅是中国读者认知版图上的缺失，某种程度上，亦是一位本应被更多人看见的“伟大作家”在跨文化传播中遭遇的“被遮蔽”命运。

《超越时间：萨米拉·阿扎姆短篇小说集》英文版

2022年，《超越时间：萨米拉·阿扎姆短篇小说集》（Out of Time: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Samira Azzam）在英语世界获得关注，为全球读者打开了一扇窗。这部译本如同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阿扎姆那以细腻笔触构筑的文学世界：那里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或激昂的政治宣言，有的只是巴勒斯坦难民营、黎巴嫩市井生活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离散之痛与生存韧性。她的写作，将历史的巨变与民族的创伤，悄然融解于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升华为一种关乎人性尊严与精神抵抗的诗学。这对于同样拥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与复杂历史经验的中国文学而言，无疑是一面值得深切观照的镜鉴。

萨米拉·阿扎姆的一生，与20世纪巴勒斯坦的苦难史紧密交织。她出生于阿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家庭，16岁便开始写作。1948年的“纳克巴”（大灾难）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21岁的她被迫逃离家园，流亡至黎巴嫩。此后她在贝鲁特从事教育、广播、翻译与创作，成为阿拉伯文学圈中活跃的声音。她翻译过赛珍珠、斯坦贝克等作家的作品，但最为倾注心血的，仍是短篇小说创作。1967年，目睹同胞再次大规模流离失所，悲愤交加的她销毁了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手稿《没有边界的西奈》。两个月后，她在旅途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39岁。那部未竟的长篇成为永久的遗憾，而她留下的《小事》《大影子》《时钟与人》等短篇小说集，却以其完整的艺术风貌，成为她文学生命的丰碑。

在长篇创作条件匮乏的流亡语境中，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小、易于在报刊广播中传播，成了阿扎姆及其同代巴勒斯坦作家的主要叙事形式，堪称一种文学的“轻武器”。阿扎姆正是用这“轻武器”，承载了时代与民族的千钧重负。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的“小人物”——挣扎求存的妇女、心灵受创的儿童、困顿的知识分子、无名的劳工，通过对他们日常生存状态精微而克制的描绘，让战争和离散的残酷性，从人物细微的动作、瞬间的思绪、无声的牺牲中自然渗透出来。这种“以小见大”“以轻写重”的艺术路径，令人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对国民灵魂的深刻剖析、老舍对市井百姓命运含泪的幽默、沈从文对乡土人情温情的凝视。尽管文化语境迥异，但那份对底层命运的深切悲悯、在苦难中发现人性光亮的执着，以及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风云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深刻共鸣。

日常的诗学

阿扎姆的现实主义是内敛而充满象征意味的。她擅长从看似平凡的日常片段中，挖掘出深邃的情感与存在困境，赋予其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意义。这在其代表作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牺牲的面包》以1948年阿卡一家战地医院为背景，讲述了年轻士兵拉米兹与护士苏阿德在战火中萌生的爱情，以及他们最终面临的残酷抉择。阿扎姆并未将人物塑造成简单的英雄或受害者。医院成为战乱世界的微型缩影，救死扶伤的本职与个人情感的萌动交织，却在极端环境下被迫导向一种令人心碎的“牺牲”。标题中的“面包”，既是维持生命最基本的物质，也可能隐喻着爱情、幸福乃至人性本身，在集体命运的巨轮下不得不作出的献祭。苏阿德这一形象尤其动人，她既是专业、坚韧的护理者，也是在恐惧与柔情中挣扎的普通女性。阿扎姆通过这个人物展现了战争对普通人情感与伦理世界的无声撕裂，其力量不亚于任何直接的控诉。她侧重于从女性内在视角出发，展现其主体意识在极端环境中的持守与微光。

《又一年》（或译《再等一年》）则将笔触对准了离散的漫长与团圆的渺茫。老妇人乌姆·阿布德怀揣着基督教朝圣许可，从黎巴嫩奔赴耶路撒冷的曼德尔鲍姆门，期盼与1948年失散的女儿短暂重逢。旅途中的絮叨回忆、忐忑期待，与最终因官僚程序或命运捉弄而落空的结局，构成了一幅极致温暖又极致心碎的画面。全篇没有一句直接的政治批判，但一位母亲年复一年、希望与失望循环的跋涉本身，便是对家庭被强行撕裂、故土可望不可即的民族悲剧最沉静的控诉。这种通过极致化的个人日常经验来承载集体创伤的叙事策略，与中国文学中关于离散、乡愁的悠久母题产生了深切的共振。阿扎姆的克制，让悲伤拥有了更绵长、更具穿透力的回响。

最能体现阿扎姆象征艺术与哲学思考的，或许是《时钟与人》（或其中核心故事《人与闹钟》）。主人公对一只闹钟近乎偏执的依赖，构成了一个丰富的隐喻复合体：它既是现代工业文明规训者、切割时间的象征，在流亡者的语境里更成为个体在身份悬置、生活失序的动荡中，试图抓住一点可控的秩序与安全感的徒劳努力。滴答声既是日常生活的节奏，也是时间无情流逝、机会永逝的提醒，隐喻着流亡者对回归故土、重建生活的希望与焦虑。这篇小说以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读者对巴勒斯坦民众特殊生存境遇的理解。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莉曾言，这篇作品对她理解民族命运的影响，远胜许多直白的政论。这正是阿扎姆短篇小说的魔力：以最小的叙事单元，撬动最沉重的意义深渊，实现“以小博大”的美学效果。

真诚地触及人性的光辉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阿扎姆的作品自然流淌着清晰的女性意识，但这并非一种标签化的激进宣言，而是浸润在叙事肌理中的内省与坚韧。在《小事》等集子中，她持续关注妇女在传统父权社会、战争阴影与经济压力下的生存境遇。她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家庭与社区在灾难中得以维系的情感枢纽与行动者。她们承受着重负，却不失尊严；她们深陷困境，却常以惊人的韧性与智慧寻找出路，甚至完成悄无声息的反抗。无论是《牺牲的面包》中的护士苏阿德，还是在其他故事中为家庭奔波的母亲、在夹缝中求生的女儿，她们很少是全然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拥有复杂内心世界与自主行动力的主体。

这种深沉而克制的女性书写，让人联想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女作家的探索。她们同样在民族、阶级与性别的多重话语张力中，艰难而执着地刻画着女性的经验与命运。阿扎姆与她们一样，拒绝将女性形象简单化、符号化，而是致力于呈现其生存的真实样态与精神世界的丰饶。她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具体历史情境、与民族苦难同呼吸共命运的“实践的女性主义”，其力量正在于这份深沉的真实感。

在巴勒斯坦文学史上，阿扎姆与加桑·卡纳法尼等人同属短篇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是早期“抵抗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她的“抵抗”有其独特路径：那不是旗帜鲜明的外部对抗，而是一种“日常抵抗”或“文化抵抗”。她通过忠实记录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与记忆，在被占领和流亡的现实中，顽强地守护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与精神家园。这种抵抗因其嵌入日常而更显持久，因其关乎具体的人而更触动人心。阿扎姆注重个体心理的真实与人性的复杂多元，避免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这使得她的作品获得了超越具体政治议题的永恒文学价值。

今天，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时代细读萨米拉·阿扎姆，对于中国读者和文学界而言，具有多重意义。她帮助我们超越国际新闻中简化的地缘政治框架，从血肉丰满的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去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深刻人文维度。她的作品告诉我们，苦难与抵抗，最终是关系到人的尊严、记忆与希望。同时她的创作实践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他者视角。在如何让现实主义笔触更具心理深度、如何运用象征与隐喻提升日常书写的诗意与思想容量、如何在书写苦难时避免陷入悲情宣泄而保持克制的力量、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既立足本土经验又表达人类共通情感等方面，阿扎姆的作品可以称为范本。

巴勒斯坦批评家费萨尔·达拉吉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言：“阿扎姆尚未获得她应得的赞誉。”因为她英年早逝，还是因为她的伟大隐藏在“超时”（Out of Time）的流亡日常中？

但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阿扎姆以短篇小说这一形式证明：文学的伟大，从不取决于篇幅的长短或声调的高低，而在于是否真诚地触及了人性的幽微与光辉，是否在破碎的世界中依然执着地寻找并确证人的尊严与希望。（孔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