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素人写作不能成为束缚活力的标签

随着新大众文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素人写作”也受到新一轮的重视。

据学者研究，“素人”是个舶来词，来自日本，其本意是指没有经验的非专业人士。最早用于文娱领域，与专业演员或明星相对而言，后来被用于文学创作，作为区别于职业作家的普通写作者。

作为对文学新现象的概括，“素人写作”的提出为我们展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文学园地，不过，当这个词被抽象地使用，甚至作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或增加出版印数的噱头，又可能落入“标签化”的误区。为此，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个时代的写作场域，呼吁身处其中者撕掉标签再出发。

撕掉标签，是为了提高写作反映生活的能力和质量。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现实生活日趋丰富多样，细分也更加明显，我们都活在某种“垂类生活”之中。依靠全面嵌入生活的社交媒体，我们互相联系很方便，互相了解却很难。以前，我们不一定每天能和邻居见面，但对他的经历性格了如指掌。今天，我们和邻居在“业主群”即时交流，却连对方的长相乃至性别都未必知道。正是这种“无间”却不“亲密”的生活状态，让我们阅读别人生活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普通人写作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垂类生活，恰好满足了这一点。

如果过度使用“素人写作”的标签概而言之，那么，反而会对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造成遮蔽。因为在“素人”的标签下劳作和写作的，是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是电动车上外卖骑手，是商圈楼宇的保洁阿姨，是田间地头的农民大叔，就文学技巧而言，他们当然都是“素人”，但就生活主体而言，他们却是各个不同的“这一群”，而他们的写作及其成果受到欢迎的根由正在于此。

比如，在东莞的“打工文学”中，我们读到了改革开放后打工群体的酸甜苦辣；在“北漂诗篇”中，我们读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迁移下别样的“离愁”，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个体镜像；在《我在北京送快递》《赶时间的人》等作品中，我们读到了当代都市生活的一段秘史；在《素朴的劳作》等自述式非虚构作品中，我们又读到了普通人生命历程折射的社会变迁。“素人”的标签确实精准捕捉到了普通写作者在文学技巧层面的共性，却掩盖了他们写作内容的差异，而这些写作之所以动人，恰因为他们以个体姿态书写了群体状态，以个性化的语言反映了群体化的情感。撕去“素人”的标签，写作将更有效地抵达写作者所经历和书写的垂类生活，更充分地展示社会现实的宏阔和斑斓。

撕掉标签，是为了涵养更有活力的文学生态。

毋庸讳言，素人写作的涌现本身就是一篇文学的“警世明言”。作为一种受到重视的文学现象，它提醒包括专业文学创作者在内的“文学圈”重新认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心灵的关系，重新认识文学和写作对于个体和群体的意义。当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以文学的名义完成自我表达，并以此赢得广泛认可，不由得让人感慨，你永远可以相信文学、相信写作。这不仅是因为写作几乎是人天赋的权利，而且写作是文化获得感满足感的重要来源。作为写作者，当作品被阅读、被分享、被交流时，他所感受到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丝毫不弱于作为文化产品的接受者、消费者时的正向体验。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普遍宽裕、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普遍提升的今天，创造和供给正在比接受和消费更成为文化获得感满足感的来源，而这也正是滋养文学生态的活力源泉。如果刻意强化“素人”身份，僵硬地划定其与专业或职业写作者的界限，甚至扬此抑彼，反而会破坏文学生态。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文艺名家多有起于“素人”者。而在走出了“单位制”的当代中国，在哪个机构供职，以什么谋生，不但极具变动性，而且越来越取决于个体意愿。当代文坛上不少专职作家都有过“素人写作”的阶段，在他们还是“素人”时，有的干过编辑、教师等与文字、写作密切相关的工作，还有的从事警察、牙医等看似和文学不沾边的职业。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本质是对生活的书写，那么，恰在书写生活的意义上，素人写作和职业写作并无质的区别，其差别只是一样食材的不同烹饪法，谁也不会因为农家饭可口，就放弃米其林的美味，反之，也是一样。因此，与其把素人写作和职业写作搞得泾渭分明，不如在二者之间建立良性互动，为每一个人打开文学的“旋转门”。

撕掉标签，是为了更好释放大众写作的热情。

客观地看，设置标签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的必然产物。成功的标签，可以使某一类内容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更易被人发现，受到关注。因此，在网络文艺的语境下，创作要分类型，角色需立人设，不然，就很可能淹没消失在信息海洋之中。如果我们把口头创作也纳入广义的文学写作，那么，“素人写作”由来已久。

有过前互联网生活经验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大树下、巷子口，老年人把家族或个人往事向孩子们娓娓道来，外出归来者眉飞色舞地讲述所见所闻，其中无不夹杂着个人的观点和情绪，这些不就是没有形诸文字的“素人写作”吗？在纸媒时代，这些动人的故事、精彩的议论大都随风飘散，没有被记录下来，更遑论出版。即便有人写下来投稿，大概率也是石沉大海。毕竟，路遥、J.K.罗琳这些大作家都曾遭遇过被编辑退稿的经历，何况普通人。套用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能写的，却无往不在编辑的手中。”互联网等新媒介的普及，改变了这种状况，谁写谁发，随写随发，从生活变为作品、从写作转入发表，似乎都成了“一键生成”的事儿。没有了“编辑”和“出版者”这些中间商，写作的热情终于得以空前释放。

不过，我们有必要记得，一切以互联网为发表以及创作依托的写作，都离不开一个更大的中间商，它的名字叫“平台”。从2016年博客网站爆炸式增长到各类文学网站的兴盛，网络在为写作提供越来越多“平台”选择的同时，也越来越把写作绑定在“平台”上。再套用一句名言，挣脱了传统出版束缚的写作者，可以选择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平台”，却不得不作为写作群体的一员依附于“平台”这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随着流量至上的法则引起反思，算法推荐的弊端受到抵制，审美茧房的危害日渐暴露，人们终于发现，与平台打交道比与编辑打交道复杂得多。如果任由平台把“素人”作为筛选和推荐作品的标准，那么，普通人写作很有可能成为同质化、套路化的类型文，丧失本该有的生气和活力。拒绝标签化，才能让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毫光随处闪烁，温暖人心。

回顾过去，工农兵写作、底层写作、野生作家等或庄或谐的概念都曾在特定语境中为构建新的文学创作场域、激发创造活力起到推动作用。当前，新大众文艺的浪潮方兴未艾，关于新大众文艺的研究如火如荼，作为一种话语策略的“素人写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理应蜕变为当代文学史特定篇章中的概念。对于当下的创作和评论而言，与其继续与这个概念纠缠不休，不如回归普通人写作的时代逻辑和文学生产新机制深处，撕掉标签再出发，在更广阔的生活现场中收获更丰硕的文学果实。（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