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2日，中华民族发展史学科建设的拓荒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尤中先生不幸去世，享年94岁，这无疑是本年度史学界的一大损失。沉痛哀悼先生，与先生相识相交40年的往事历历在目，先生的音容笑貌呈现眼前……

　　尤中教授毕生执教于云南大学，传道授业，桃李天下；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累累，著述等身。500余万字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筑起了他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金字塔，6卷本300余万字的《尤中文集》是他对民族史、地方史、历史地理学、边疆学的倾心之作。作为尤中先生的一名学生，回想自20世纪80年代初跟随先生学习民族历史文化至今，算来受业门下已40年。40年在人的一生中已不算短，而40年不间断地保留师生之谊，在当今社会亦不算多。

　　20世纪70年代末，我就读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历史专业。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深知读书不易，故而玩命地读书学习，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第一次见尤老师来上课，他穿着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修饰笔挺，头发梳得很整齐，讲课语速很快，浓浓的一口宣威腔顿使我有一种“乡音”的亲切感。老师说他是宣威城里下堡街的人，我自我介绍我是富源人，是老师的近邻“小老乡”。这样一种乡音、乡情自然拉近了与老师的距离感。此后每周上4节课，风雨无阻，先生没有缺席、迟到过一节课。事后知道，当时先生同时在云大历史系77级、民院历史77级和我们师院历史77级讲授同一门课，即《云南民族史》，每周讲十几节课，奔走于三校之间，且先生当时是大学里为数不多的教授，已50出头的年纪，这在今天的大学里是不可想象的，也正好折射出先生他们那一代师长教书育人的奉献精神。跟随先生一年的学习，使我从一无所知到对云南各民族历史的形成、发展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从而打下了我自己对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块基石。如果说后来几十年间自己对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有一些心得的话，全赖于先生给我奠定的基础。

　　1985年春，第二届全国民族讲习班在云南民院举办，我作为学员参加了这次高规格的讲习班。参加学习的50多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民族学教学工作、一线民族工作、社科研究工作等部门的中青年学者，教员则几乎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民族理论研究领域的名家，如陈永龄、金天明、李毅夫、秋浦、杜玉亭等。尤中先生主讲《中国西南民族史》，把我们过去上一年的专业课，浓缩到一周讲完，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编写了专门讲义，讲授既提纲挈领，又言简意赅，受到来自全国学员们的高度评价。我自己的体会就更深，几年前跟先生学习《云南民族史》由于毫无基础，许多问题尚一知半解，经过这一周的学习，似乎更加能把握知识点，也能梳理得更清楚了。一次课间休息，我跟先生说这一周的学习比原先学一年收获还大。先生笑笑说：“如果没有那一年的基础，这一周的课恐怕连听都听不懂，有了过去系统学习的基础，现在我拉拉线索，你感觉比过去更明晰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知识系统的强化与升华的过程，没有长期一点一滴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对这个学科体系的把握。”“一点一滴的积累”，正是先生给我的极大启发。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固化旧知识，不断地吸收新知识。

　　也是在1985年，有一天晚上，我到先生家里看望先生，先生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建华，我今年带博士研究生，以你的基础，现在政策也允许，你不用读硕士，可直接考博。前几天我还准备给你写封信说这件事呢，你来得正好，回去好好准备。”听了先生这番话我很感动，一是先生一直把我放在心里，关心我的学习。二是又深觉愧对先生的厚望。想了想我对先生说：“老师，我非常渴望有这样的机会，考到您门下，跟您学习，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外语很差，可能考不上。”先生听了后沉思了一下说：“外语如果基础太差，的确是个问题，不过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像现在这样随时来找我。”就这样我一直也没有考博，而成了先生门下的一个编外的“博士生”，学术上只要有何问题就直接登门请教。

　　大约在1991年夏秋之际，先生写信告诉我，他的好朋友、日本著名汉学家白鸟芳郎和学生百田弥荣子一行想到曲靖看看，做一些田野调查，希望我安排一下。接信后我便作了详细的考察计划复信先生，得到认可。此时我正担任曲靖文物管理所所长。白鸟先生到昆的第二天我找了一辆中巴车到昆明将白鸟、百田以及尤中先生、张鑫昌老师一行4人接到曲靖，参观了大小爨碑，到曲靖红土墙村实地调查彝族历史文化，并到罗平多依河考察布依族的现状，了解他们的迁徙历史，以印证白鸟先生在《华南文明史》著作中关于古百越稻作民族的迁徙分布情况。

　　短短几天的考察中，目睹两位大家的学识、学风及方法论，使我这个晚辈受益匪浅。尤其与白鸟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先生介绍：“建华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这一次就由他安排陪同。”先生的介绍让我十分感动。此后我与百田弥荣子还成了朋友，经年通信。回想起来，白鸟先生已作古，现跟百田也失去了联系，人世沧桑，唯跟先生的师生情谊愈久弥坚。

　　1987年我在从游先生过程中，提出了对云南历史断代的不同于诸多前辈先生的观点，将云南文明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滇文化时期（公元前280～公元225年）、爨文化时期（公元225～748年）、南诏大理文化时期（公元748～1276年）、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时期（公元1276年至今），并撰写了《云南统治中心500年一移说》《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500年一移的历史分析》等论文。请教先生时，先生虽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并给我许多建议，指出我观点中的硬伤，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先生对我的探索还是表示支持的。时至2014年我启动主持编撰《云南文化史》（6卷本），基本按上述历史分期原则进行，由云南当代确有研究的专家分编著述。此工程较为浩大，为了把握方向，确保学术质量，聘请尤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名家担任学术顾问，先生欣然答应，并给我们撰写作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举行。我与四川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刘弘等同仁一同策划研究并设计制作了《中国各民族历代文字展》列为艺术节展览项目，在昆明市博物馆展出，我特别邀请了尤中先生和李埏教授等前辈出席开展式。座谈会上，他们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据说后来我在社科院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时，李埏先生在高评委会还列举我所主持的这项活动，认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力推我。而尤中先生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希望你们能继续深入下去。”当时全国尚无人将此进行较完整、系统地研究，我们一共收集了近50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已消失的和当下依然在使用的文字制作成拓片，装裱后进行艺术化地展出，并就某一种文字作简要介绍，如文字的使用年代、文字结构以及现状等，包括甲骨文、石鼓文、钟鼎文、巴蜀符号、巴蜀印章以及西夏文、栗特文、哥特文、江永女书、东巴文等等。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工作变动，此项研究没有坚持下去，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至今仍在自己心中是一个深深的缺憾。

　　大约2007年前后，春节期间我去家里看望先生，他对我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出一套文集。由于缺乏出版经费而一直未能遂愿，让我想想办法。我觉得是完全应该的，云南当下学术界有影响的其他几位先生均已出版了文集，而且社会反映很好。于是，我去找到云大出版社社长施惟达商量此事，惟达兄慨然应允，并主动登门找尤中先生商谈文集出版的选编及技术性问题，我亦通过向省委宣传部申请，得到领导的支持，获得出版经费，于是便抓紧文集的出版事宜。经过一年努力，《尤中文集》（6卷本）终于正式出版。在文集首发式上，先生介绍自己如何做学问，说得极为朴实，又揭示了做学问、方法论的大道理。他回忆说，1954年研究生毕业，留校给方国瑜先生做助手，方先生说：“你去把二十四史与云南有关的部分摘抄出来”。就是这个“摘抄”，使先生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抄”的过程便是学习的过程，要“抄”就要断句、标点，还要相互印证、订正，这样许多史实、史料便了然于胸。先生说自己一抄就是几年，而且抄完二十四史抄出了味道，抄出了感觉，便接着再抄其他地方文献，稗官野史，只要与云南有关的统统抄下来，然后进行分类，进行考证，慢慢地便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辈子学问就这样做下来了。先生说，做史学，没有任何捷径，不可投机取巧，只能老老实实，笨办法也许是最有效的办法。先生的治学方法极为严谨，考据十分透彻，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史研究，从云南入手，逐渐扩大到西南，再扩大到整个中国，著作也从《云南民族史》到《中国西南民族史》再到《中华民族发展史》，500余万字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实为巨著，写大部头中国民族史的基本都是团队行为，唯有先生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撰写，500余万字一部书，就是抄一遍也非常了不起，何况这是毕一生精力的鸿篇巨制，足见先生的执着与勤奋。有一次他跟我说：“我已80多岁，但每天我还坚持至少写3个小时的东西。”先生一生的成果，正是他一生的勤劳换来的收获。

　　先生还跟我说过：“我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写，我不剥削学生的劳动力。”说得十分轻松，但却揭示了先生们这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使我们这些后辈十分汗颜，也是对当下不良学风的精准批评。

　　回想与尤中先生相识相交相知的40年，无论是在专业知识的获取、研究方法的学习、学术观点的重构、做人做事的原则等等方面都使我受益一生，对老师的教诲无以为报。而今，先生西归，谨以此文追忆师情，感怀师恩，祈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云南网通讯员 范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