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揭晓！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
4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宣布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等十个项目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2024年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关心文物考古工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就建设文化强国、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在地方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麦积山石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云梦县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强调要深入推进考古等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指引文物考古事业奋进新征程。
乔云飞表示，2024年中国考古趁势而为、砥砺前行。三部委联合发文加强考古和大遗址保护用地保障，中外联合考古专项规划、《推进考古研学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过去一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实施1740项考古发掘项目，18个“考古中国”在研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即将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考古工作影响力持续提升。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21位评委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0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知道多一点：探古滇国 寻益州郡——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发掘单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大学
项目负责人：
蒋志龙
遗址概况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东北距出土 “滇王之印” 的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较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所在的云南滇中地区，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的四次考古发掘，揭示了石寨山文化的独特面貌和丰富内涵，明确了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实证了文献中有关滇国历史的记载。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实施，围绕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截至2024年12月，遗址累计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9000余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前期工作成果
通过大面积考古调查、普探及重点钻探，基本廓清了遗址的宏观聚落形态及结构布局。河泊所遗址地理位置优越，选址考究。遗址西面紧邻广袤的滇池水域，东部自北向南由梁王、左卫、金砂、龙潭四座独立山体围合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作为中心聚落的河泊所遗址和高等级墓地——石寨山居中。因水资源丰富，河泊所遗址被庞大的水系分割成多个面积、形状不一的台地，台地被河道分隔、联通，形成了独特的河网交织、台地错落的聚落文化景观。台地上分布着丰富的文化堆积。经考古发掘，目前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已发现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文化面貌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密切，该区域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遗址东部（现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郡治的线索。
重要发现
1.明确了益州郡城址主体结构布局
通过钻探明确了城址核心堆积区，平面分布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堆积区外围发现周长约1800米的环壕。核心堆积区西南部的发掘揭露出两汉、魏晋两个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壕沟结构以及东周时期的坝墙和大型木构遗迹。
2.初步揭示城内主要功能分区
在核心堆积区西南部揭示了汉晋时期的主干道路、建筑区和河道等功能分区。建筑区位于道路的南北两侧，发现两汉、魏晋两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尤以前者最为重要，分为早晚两期， 在堆垫的黄土台基之上，发现柱坑、柱础石、散水、水井和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砖等建筑材料，瓦件重量达120吨，有“益州”铭文瓦当、封泥、有字简牍等重要遗物。
3.确定益州郡治的准确位置
发现两汉时期的封泥1900 余枚，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与古滇国有关的封泥；“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和“交趾太守章”等西南边郡封泥；还有滇池、俞元、云南等益州郡下辖24县封泥。
发现简牍5万多枚，有字简牍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献。简牍内容包括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等。
另外还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长乐”瓦当、纪年瓦当、云纹瓦当、花纹砖、铺地砖等重要遗物。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城墙、城壕、大型木构遗迹以及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封泥、简牍等重要遗物，为准确确定益州郡治提供了考古实证，表明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就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重要价值和意义
第一，河泊所遗址商周至汉晋时期的系列重大发现，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从商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深化了对云贵高原古代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是近年来西南边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第二，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春秋至魏晋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大型木构遗迹，揭示的城内主干道路、高等级建筑区，以及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为准确确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第三，河泊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西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历史过程的典型案例。简牍中有关秦汉时期“郡、县、乡、里”的发现，填补了秦汉时期郡县制考古实物记录的缺失，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层组织提供了考古实证。
第四，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简牍中释读出的“滇国”、“滇丞”、“滇相”与此前出土的“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等相互印证，表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生动写照，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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