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入学、参加工作都要填写各种表格。我最早填满族,后改锡伯族;籍贯是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北营子村。我问过父亲,我们怎么是锡伯族,为什么不是满族?父亲也说不清楚,但他确定我们不是满族,据老辈说我们是给满族牵马的。
最近,沈阳的堂哥寄来了一本家谱,让我激动不已。轻轻地捧起它,唤醒了我埋藏在心底的家族血脉基因。仿佛看到二千年前金戈铁马烽火战场上的猎猎旌旗,三百年前栉风沐雨迁徙路上的滚滚车轮。薄薄的一本书浓缩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一个民族的英雄史诗。
这是一本于民国三年(1914年)由满文译成汉文的锡伯族兀扎拉氏(现乌扎拉)的家族家谱;1933年由前辈世缨、世安重修一次;2005年由族兄连芳、连坡,族侄作愚、作刚再修一次。堂兄寄给我的就是2005年的版本。1933年的家谱是1964年“四清”运动中发现的。在这之前,我族在北营子的乡亲都把自己当成汉族或满族。这本家谱发现后,经政府批准,恢复族谱中族人及后代的锡伯族族籍,这在我们家族上是一件大事,我也明白了我家为什么从满族改为锡伯族。
家谱记载了从一世祖奇特讷1699年从吉林伯都讷迁至沈阳北营子共十六代三百多年家族血脉的延续,我是第十三代。家谱原用了老家谱的序言,抄录如下:
满清自长白山龙兴崛起定鼎中原,我兀扎拉氏原系伯都讷蹉草沟(今吉林扶余县)锡伯人。因先世略有微功,蒙圣祖仁皇帝之殊恩,将我由伯移沈,即以兀扎拉译为吴姓,拨归盛京(今奉天)镶红旗满洲第三佐领下至今十有余世矣。维族大支繁向无次序之分别,迁移异地难寻辈行之先后,家严有鉴及此,曾于中华民国三年仅将满文旧谱译为汉文,后膺职兆昌道署无暇私务,乃命缨等续修按户分送。谨拟三十字由家严永起至谦字止,以备按谱叙宗,照字相传,庶几有所遵循。倘日后年远,宗族之中有志于此者再行修谱,则我繁盛宗族有光荣焉。
谨将族谱三十字列左:
永世尧作贤 克明俊德廉
宪章文武纪 良恭俭让延
仁义礼智信 昌順宝和谦
大同二年一月一日(公元1933年)世缨、世安谨修
翻开族谱,仿佛看见一世祖奇特讷穿越时空在望着他的子孙们,用那苍老的声音叙述着过去的故事。
据考证,锡伯族为鲜卑族的后裔。《汉书.匈奴传》云:“鲜卑音转为锡伯”。“鲜卑”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左丘明所著《国语•晋语》卷八中:“昔(周)成王盟于歧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云:“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清何秋涛《朔方备乘》曰:“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即鲜卑遗民。"又说:东汉魏晋之鲜卑其庭幕在喀尔喀,而封则在北海,今俄罗斯东偏之西伯利部咸为所兼弁。”李文田《元朝秘史注》曰:“失必即鲜卑之对音也……亦作席伯,亦作席北,即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包尔罕、冯家升《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一文认为西伯利亚的名称是出于鲜卑,古代鲜卑分居在西伯利亚等地。
锡伯族的祖先是东胡的拓跋鲜卑。拓跋鲜卑发源于黑龙江地区,那里有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大兴安岭为锡伯语夏恩啊林,意为白色山岭。在东汉以前就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以“嘎仙洞”(即鲜卑石室,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为中心区域,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公元386年,拓跋鲜卑的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游牧民族。
嘎仙洞(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
而留居大兴安岭山脉、嫩江流域等地的拓跋鲜卑余部开始以室韦、契丹、乌洛候、库莫奚等自称。室韦部落众多,分布广泛。南北朝时期,史称南室韦的一部分则已经迁徙到嫩江的洮儿河和绰尔河流域聚落而居,成为今天锡伯族的直系祖先。辽亡金兴,洮儿河和绰尔河流域的锡伯族先祖处在了女真统治之下,封鲜卑族所在地为锡伯国。女真统治者将锡伯部族的青壮年编入军队,因其作战勇敢,被称为“硬军”,成为其的主要军事力量。锡伯族还先后接受了元朝和明朝的册封,从属于蒙古科尔沁部。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九月,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中,在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村西北)一带大败海西女真叶赫等九部联军,史称“古勒山大战”。九部联军即海西叶赫、哈达、乌拉、辉发4部,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九部战败后,不少锡伯贵族率部投奔努尔哈赤,被封为“锡伯满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职,被称为“锡伯世管佐领”。努尔哈赤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分为十旗,锡伯部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要求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此后,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满清军事单位),移居驻防至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等处,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从大草原迁到了东北。锡伯族迁徙屯垦“出则为兵,入则为农”,成为亦兵亦农的准军事民族。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了骁勇善战骑射的民族特征,这一特征在今天新疆的锡伯族中仍然保留。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第三次巡查东北时,在检阅了当时盛京的驻防八旗兵后大怒,认为八旗军纪不整,风气败坏,官员不能管束兵丁,兵丁多不训练,急需进行整顿。康熙皇帝为了加强“留都”盛京(今沈阳)的防务力量,保证龙兴之地安全,从1699年,将驻守在都伯讷、齐齐哈尔的锡伯族共54个牛录的官兵携带家属分三批南迁到盛京,分散在盛京四周驻防。康熙调锡伯兵护卫盛京的重要原因是锡伯族历史上马背上的骑射民族,能征善战,能够肩负守卫盛京的重任。我宗族的兵民就是第一批从伯都讷蹉草沟启程迁徙到盛京南北鞑子营(今北营子村)驻防,为镶红旗满洲第三佐领下。这是锡伯族第二次南迁至沈阳。至此,我清楚了我们家族三百多年的来龙去脉,我是真正锡伯族的后代。
锡伯族最伟大的壮举是西迁。乾隆年间,清政府为加强西北边防,针对伊犁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沙俄侵略势力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设置伊犁将军统理诸务,乾隆皇帝恩准伊犁将军明瑞奏折:“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四千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拜别祖庙,告别黑山白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之路。政府限时三年到达,但锡伯族军民在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到达了新疆伊犁。
沈阳锡伯族家庙
作家汪曾祺在《天山行色》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叹这次西迁:“这是一支多么壮观的,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人情气味的队伍啊。五千人,一个民族,男男女女,锅碗瓢盆,全部家当,骑着马,骑着骆驼,乘着马车、牛车,浩浩荡荡,迤迤逦逦,告别东北的大草原,朝着西北大戈壁,出发了。落日,朝雾,启明星,北斗星。搭帐篷,饮牲口,宿营。火光,炊烟,茯茶,奶子。歌声,谈笑声。哪一个帐篷或车篷里传出一声啼哭'呱'——又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小锡伯人,一个未来的武士。一年多,三百个孩子。
锡伯人是骄傲的。他们在这里驻防二百多年,没有后退过一步。没有一个人跑过边界,也没有一个人逃回东北,他们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深根。”
现在新疆的锡伯族
奉命西迁,万里戌边,锡伯人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爱国奉献、坚韧不拔、同舟共济”的西迁精神,不仅渗透到了锡伯族的子孙后代当中,并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西迁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清乾隆年间,围绕中缅边境地区发生了中缅战争。根据战事的发展,锡伯族一千多名官兵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到达云南前线增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据守渡口,驻守要塞。中缅两军战斗异常激烈与残酷。在热带雨林作战清军骑兵没有任何优势,损兵折将,经过数月交战,缅甸当局与清政府议和结束了战争。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锡伯族官兵阵亡加伤病而亡105人。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初四,锡伯族官兵撤回盛京。
锡伯将士西征雕塑
锡伯族官兵从东北行军两个月走到云南,从曲靖进入昆明,当时云南的官员怕军队进城打扰百姓生活,将他们安排在了昆明郊区的金殿附近宿营。当时的金殿这里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正值雨季,连天的大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泥浆没到马肚子,战士一面牵马一面还要砍断拦路的藤蔓。汗水、泥浆糊满了战士和战马的全身。他们找到了一块平坦的地方休整了三天,然后向中缅边境开拔;班师回朝后又在这里休息了几天。后来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小村落,大家就叫它“汗马者村”这个村庄自今还保留着,据有人解释 “汗马者村”的意思是战马到这里大汗淋漓,故称之。我结合老昆明方言分析:“汗”即“陷”也,战马和人陷入泥沼中。昆明方言中“陷”口语中发“汗”音,“汗马”为“陷马”,称为“陷马者村”更为准确些。
在追忆祖先的西迁之路时,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家庭不也是踏着祖先的脚印延续着西迁之路吗?
1960年1月,我父亲所在的辽宁省林业局调查设计大队,因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奉命迁往云南省昆明市,并入云南省林业综合设计院,改称云南省林业综合设计院森林调查二大队。我父亲和同志们几百人告别了故乡,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带着妻儿老小,踏上西去的列车,向着陌生的西南边疆出发。那时我父亲31岁,母亲30岁,我4岁,妹妹2岁。从此,父母再都没有回过魂牵梦绕的故乡,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世他们也没能回去送终。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云南的林业事业,最后埋骨昆明。而今我们姐妹也成了望七的老人,但我们的家庭又增加了五个锡伯人。
作为历史上英勇善战富、富有开拓精神的马背民族,锡伯族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每当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面临危难的需要时刻,锡伯人总能够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的为国家奉献。锡伯族在历史上三次大的迁徙和一次西征,都不是因为强邻欺凌而逃亡,也不是为寻找更好的栖息地而移动,而是为了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做出的民族奉献。
作为锡伯人,我为我的祖先骄傲和自豪。
作者:吴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