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者荣新江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问世40年11国他孜孜寻访敦煌文献

本报记者 路艳霞

在敦煌发现世界，在世界寻找敦煌。“《满世界寻找敦煌》全球‘五国七地’新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该书全面梳理了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40年来跨越11个国家、48座城市，到世界各地寻访稀见敦煌文献的历程。

荣新江

《满世界寻找敦煌》书封

既是休闲读物也是励志之作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万件敦煌文物文献被英、法、俄、日等国一些“考察”“探险”者骗取、掠夺，致使流散海外，约5万件分藏于十多个国家的四五十个机构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满世界寻找敦煌》是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敦煌学家荣新江教授的最新力作，记述了作者从1984年起到世界各地寻访稀见敦煌文献的亲身经历，书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既有寻找的艰辛，也有收获的喜悦，更有不少心得与感悟，以叙论结合、生动翔实的笔法展现了一位青年学者在探宝觅珍中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足迹，堪称国际敦煌学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

《满世界寻找敦煌》本次在全球“五国七地”同步上市，包括英国伦敦光华书店、法国巴黎友丰书店、美国洛杉矶长青书苑、日本东京内山书店以及国家图书馆、上海书城和敦煌石室书轩。之所以要在“五国七地”进行首发，是为了契合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的主题。敦煌文物文献在哪里，他的脚步就要追到哪里。

荣新江表示，今天中国敦煌学的成就是几代人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结果，希望《满世界寻找敦煌》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的敦煌学是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的。它既是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过去的“世界旅行”的休闲读物，也是能够与大家分享人生中如何获取正能量的励志之作。

做敦煌研究必须“走出去”

关于那些距今久远的寻访往事，荣新江回想起来历历在目，他的“寻找”经历，也在印证一个学者的历练既要有书斋里的艰辛积累，更要到广阔世界里艰苦行走。

“今天拿着手机上的地图，可以到处跑，丢不了自己，那时没有手机，没有E-mail，完全凭着勇气拿着纸质地图行走。回想起来，有很多很好玩的事。”荣新江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早在1984年就获得机会“走出去”，他也因此练就了足够的本领。伦敦、巴黎等地火车站附近的街道他背得滚瓜烂熟。兑换外币换多了花不了，换少了不够花，他不断积累着经验。而他风趣、幽默、达观的个性也让他在寻访路上收获很多人的帮助。

荣新江回顾了前辈学人以及自身的寻访和研究经历，表示自己作为中国学者，既是立足于爱国情怀来进行敦煌学研究，也在调查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国际学者的帮助，感受到了浓厚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一再说，做敦煌学研究必须“走出去”，而且不仅要寻找敦煌，也要寻找其他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物，“满世界寻找”之路仍然漫长，需要所有学者的共同努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刘屹透露，荣新江不仅在满世界寻找敦煌，而且也在尽力寻访吐鲁番以及西域各地出土的文书，搜集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用实际行动推进中国敦煌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

对于为何能在40年来始终对敦煌学保持学术热情，荣新江说，作为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学者，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肩负着对于敦煌学研究的使命感，同时也希望通过书中讲述的故事，让当代读者读出那个时代的一种“探险”。

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地位

《满世界寻找敦煌》刚面世，已有专业读者先睹为快，在新书座谈会上，他们抱着对作者、对敦煌学的深厚感情，做出了独家评点。

中华书局前执行董事、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徐俊认为，《满世界寻找敦煌》首先是一部个人学术史，但因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执着的学术追求，赋予本书多方面的特质。它既是19世纪以来西域探险史的极简读本，也是一本敦煌及西域文物文献发现及传藏史的详解；同时，它还是一本以西域出土文物文献为主线的史学研究指南。“对普通读者来说，既能从中感受到历代敦煌学学者的使命追求和励志精神，也能在蓬勃生长的知识链中获得启发。”徐俊特别提及，“前互联网时代的旅行故事”更是充满趣味，令人流连忘返。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敦煌遗书及佛教文献研究专家林世田还原了荣新江骑着自行车载着缩微胶卷前来捐赠的感人画面，并表达对荣新江将自己海外寻访所得的一手珍贵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都捐献给国家图书馆的感谢之情。“国家图书馆现在之所以能够拥有海量收藏，正是得益于无数如荣新江一样的学者的无偿贡献。”他还表示，目前，国家图书馆正在加快文献数字化建设速度，现已有6400多卷敦煌文献被收录进数据库，方便了学者的查阅使用。但与此同时，林世田也强调，虽然有了电子高清图片，但学者研究一定要看原卷，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他还将荣新江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带到了现场，生动直观地呈现出原件带来的震撼。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动情地说，敦煌学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不仅是书斋中的学问，更是要走向世界的学问。它所记载的历史文明的碰撞、文献产生和流散的过程以及全世界学者的走访调查与相互交流的研究成果都具有世界性。他认为，“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在于提供了地方社会最原始的档案，荣新江不满足于只是进行分类研究，而是想要全面掌握关于这个时代的包括政治、民族尤其是社会史方面的所有资料，因此需要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他认为，在敦煌学研究之外，这本书本身也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人的海外生活史与“探险史”，具有全球史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世界地位以及未来的前进方向，荣新江总结道，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重新夺回了“敦煌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但作为一门“国际主义”的学科，需要将国内的研究成果弘扬到海外，与国际学者进行交流。（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