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要说关联，就是它们都是故乡之书，只不过《腹中款曲》是饮食外衣下的故乡记录，而《陆良记》则是地域外衣下的故乡记录，它们都指向寻常生活、都指向土地。当时《腹中款曲》交付出版后，我感觉其中有关陆良的一些章节像酒曲一样，不断在发酵、蔓延、膨化，我生于陆良，这种感觉让故乡时时逼近到眼前，陆良像一块慢慢漂移过来的陆地，使我有了把它放大的想法。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腹中款曲》是《陆良记》的诱发因素之一。》》》更多阅读

《陆良记》的整个创作过程先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原有的记忆和认识之外，我专门做了大量的资料查阅和田野调查，因为我无法进行没有田野调查的写作。所谓创作，只不过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一些词语的重新组合、安装，我并没有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能力，我不能背着大地说谎。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有对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的参观踏勘，有对劳动现场、日常饮食的实践参与，有对非遗传承人、最后的小脚老人、修建抗日机场的劳工、民间历史研究者的采访对话，等等。这些人和事，无一不让我心存感动，他们终身平凡，但他们却又汇集成了历史的血肉，集中形成了陆良的群像。也正是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中，我忽然发现，我对陆良居然是陌生的，我就像个初来乍到的新人。然而，这样的田野调查也给了我一次重新认识陆良的机会。

答：的确。故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天天身在其中，陌生也是因为天天身在其中。熟悉是种身体感受，陌生则是一种心灵距离。故乡就像亲人，我们很难评价我们的亲人。一旦有了血缘关系，我们就会天然地缺少一种冷静观看的能力。对故乡也是一样，我们和故乡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血缘关系，土地就是连接这种关系的脐带。故乡就是那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近年来，故乡的确成了一个流行语，一种稀缺资源，一种新的时尚，大家言必谈故乡，就像谈芯片一样。仿佛故乡是今天才出现的东西，故乡成了一个概念，成了一种商品被包装贩卖。就像之前流行的国学、成功学一样。某种东西一旦流行，就有滑向商业化的危险，就会面临被过度消费的命运。

中国人的故乡观念与西方人的故乡观念不同。西方的故乡因为以殖民、远征、游移为特征而不太注重根基意识，更多是形而上的故乡，孤独感是它的特征。中国的故乡则因为以农耕为特征而注重根基意识，因而比较具体、世俗、可感，讲求确定、稳定、固定。但是，在今天，不仅连西方那种形而上的故乡难觅，具体的故乡也逐渐消失，故乡成为故乡记忆，成为一个地理坐标，成为一个变量。今天的故乡每天都是新的。城市因为日新月异、全球一体已经不被看作是故乡，中国人普遍视乡村为故乡，但近年来乡村也面临着同质化、庸俗化和都市化的改造，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乡仿佛是个外来物种，非城非村，在里面的人都认不出来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千村一面的局面已经出现，农作物不被允许出现在村庄，尚未同质化的正在去取经的路上。乡村害怕掉队，紧咬着城市的步子不放，逐渐沦为城市的前身。明明就是那个地方，但你就是回不去。一百年前的鲁迅回不去，一百年前的闻一多回不去，一百年后的我们都回不去了。李白回不去了，杜甫回不去了，大家都回不去了。故乡就是个回不去的家，摆在那里，仅供凭吊。

写故乡很难，近乎冒险，很多时候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就像写亲人一样。无论远近、冷热、亲疏，都容易失衡。我写故乡陆良，就是试着往后退一步，换一个焦段来观看陆良，这是我写《陆良记》的总体视角。当然，这种后退其实很难，也很不准确。但那种故乡血缘又时时吸引着我，我想尽量保持冷静，但那种温暖又随时冲击着我。

答：谢谢你的发现。这并不是一种故意。中国人比较喜欢研究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这几乎成了国人的一种本能或者说民族性。其次，这种历史并不是我赋予它的，而是它一直就在那儿，一直都在起着作用，所以我自然无法绕开那些一直在着的东西。历史是一台看不见摸不着的机器，它在暗处发挥作用。在今天，小到一碗米线、一碟炸洋芋这种寻常之极的食物，你只要追问它的来处，那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们背后都有个浩瀚的世界，或悲惨或血腥或伟大或曲折。历史并不是一翻过去就销账、就封存、就剧终，即使人为封存，贴上封条，但历史规律还是会跑出来，决定着将来。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怎么分得开呢？所以，历史并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历史就是现代史，历史就是此时此刻，历史和现实本就无法断然割裂，今天的世界不是今天忽然变成这样的，今天只是后果，历史就是前因。弄清历史，就像弄清自己的出身一样。选择这样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写作的选择，甚至不需要选择，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就是说这块土地的样子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写作的样子。就像进入一片密林，你要找到一条路，找到一条可以走出这片密林的路，而不是钻到牛角尖里面去。当然，这并不是每个人的义务，威廉·福克纳说：“诗人、作家的责任就是书写这种精神。他们有权力升华人类的心灵，使人类回忆起过去曾经使他无比光荣的东西——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和牺牲。”

答：能给你这样的阅读体验我很欣慰，也有不少读者也跟我反馈了类似的感受，有位读者朋友说“《陆良记》记述的不只是地理或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陆良，而是一种对故乡、对大地、对自然的精神向往，也是一种更为具体，更为广阔的文化追寻和记录。陆良就像一个窗口，带我们打开了一个宽厚、辽阔的精神世界，《陆良记》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如果《陆良记》唤起了你的共鸣，甚至你也因此想起了你的故乡，那并不是写作的成功，而是陆良作为一个故乡，有着与其他故乡一样的共性。陆良本来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故乡样本，因为它既不是历史名城，不是沈从文的凤凰、鲁迅的绍兴、杜甫的巩义，也不是任何所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是长安、洛阳、杭州、昆明，而是一个不知名的边地小城，但是陆良故乡与中国所有的故乡一样，有着相同的根脉和逻辑线索。《陆良记》中写到河流、土地、村庄、母亲、奶奶、方言、食物、战争、迁徙、小人物等等，显然，这些元素并非陆良所独有，而是中国故乡共有或共同经历过的东西。但陆良又有区别于其他故乡的特质，或者说个性，比如陆良据有珠江上游、云南第一大坝子之便，这种天赋之资，又孕育了不一样的生活和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这就是陆良故乡区别于其他故乡的原因。边远不等于边缘。这片土地上的人，因此形成了从容、自足、自信、包容的精神面貌，这是任何时代都在追求的生活态度。

你说的所谓地域性，是个相对概念，世界的绝对中心并不真的存在。然而即使是世界中心，也具有地域性，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他所到的每一处也只是地域性，任何人无法直接到达世界性本身。余光中的《乡愁》也是地域性，但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共鸣，就是因为他触及了故乡的共性，而并不是人人都要成为余光中才可以有那样的乡愁体验。

如果按照你的阅读感受，那么我是否可以说这并不是一本只写给陆良人看的回乡之书？

答：前面大概已经说过。我相信每个写作者的写作都是基于一个具体的地方的，他所写是个具体的地方，他所在也是个具体的地方，比如世界性的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的是捷克的事，而要拜访米兰·昆德拉可能要去到巴黎，那么布拉格和巴黎哪里才算是世界性呢？李白的写作也同样具有地方性，不能说他写当时的世界中心长安就是世界性写作，写他的故乡四川就是地方性写作；他在长安写作就是世界性写作，他在四川写作就是地方性写作。对长安人来说，长安也是地方性。有人试着用西安话来朗诵《将进酒》，就是承认了世界性诗人李白的地方性。地方性是种母语，就像今天的世界语言英语一样，在他们那里，这种语言也是地方语言。《诗经》也不是一开始就是用普通话读出来的。

答：的确如你所见，这本书的设计可以一说。本书采用的是一个双+双封面的设计。外面的这对封面分别以陆良代表性的古迹和文物千佛塔、爨龙颜碑作主题进行抽象萃取。其中千佛塔每层的翘角以一个倒挂的逗号代替，寓意着历史不断延续，没有终点。爨龙颜碑则将原碑上残损的形态原样勾勒复制，千年沧桑，跃然纸上。里面的这对封面是两位云南籍的大家题写的书名，除了书名外，内封面均作大面积留白处理，意思是，陆良作为云南第一大坝子，无论从哪里都可以进入这片土地。这片土地曾经像一张白纸，上面有一切可能。

形式美当然重要，能被看见的形式一定要美。但形式美不是那种不知所云的元素、昂贵的材料、与内容无关的拼凑，而是那种“有意味的形式”。（李泽厚语）

答：如果持续写作的话，我想应该离不开大地和生活，因为除了这样的写作，我将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