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业内人士指出：娱乐消遣类作品似乎更易于传播，但青年写作者应追求一种思想精神上的启示蓬勃生猛的青年写作，靠什么走得更远

青年作家周婉京在《取出疯石》中对生活幽微之处进行了细致刻写。

新锐力量容易让人激动，很大程度上正因文学本身就是追求价值的争辩、交锋和新变，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与唤醒。当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图景变得趋同，经验素材的差异度有限时，青年写作如何跳出“新而不锐”的尴尬困境，塑造自己的辨识度？

最近，《收获》杂志第四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纳了郭爽《拓》、叶昕昀《最小的海》、崔君《狐狸的手套》、刘汀《男厨》等作品，风格多变，八位作家用个性化写作方式表达自我、诘问世界。近期，青年作家张怡微、周婉京分别推出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取出疯石》，从题材到行文透着新鲜蓬勃、生猛异质的精神。

前不久举办的“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工作坊上，评论家刘大先指出，“文学可能进入了‘后青春时代’，娱乐消遣类作品似乎更易于传播，但青年写作者应该追求一种思想精神上的启示，或引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话题，或创造这个时代新的审美，以此带给文学更良性的反馈。”

敢于直面平凡，又能写出日常的“余味”

某类题材或话题“上热搜”后，不少新人作品就会蜂拥而上，跟风复制陷入套路，“往往看不出是谁写的，笼统概念之下，少了细节血肉，容易沦为潦草的线性罗列，缺了小说的把玩乐趣与余味”。

“我们在考量青年作家作品的时候，年龄只是一个参数，更多的是看重年轻陌生面孔的创造精神，期望找到能写出大作品、有与前辈PK潜质的新人。青年作家需要时间慢慢建立自己的风格，拥有辨识度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不然在多媒体时代作品很容易‘速朽’。”《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期青年专辑中的写作者风格各异，鲜明彰显了丰富个性，如郭爽《拓》对现代化带来的忧患进行了拷问；夏麦《盛年的情人》呈现了独特的情爱经历，读后让人想起杜拉斯的作品；双翅目《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故事发生在未来，通过对一篇论文的审阅来张扬科学精神；包慧怡《双梦记》则凸显了幻想性的气质。

其中，尼楠《再见，麦克》书写了都市里的小男女小心思，小悲喜小惊魂。作者尼楠认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曲折离奇或拍案惊奇，不同形式的悲欢离合也各有动人心弦之处。”作家范小青直言读完后的心情“似乎是平静的，但是平静之下，有痛，有难过，有许多理不清、说不尽的感受——我想，这就是好的小说带给读者的精神引领”。她评价，这篇小说虽没有重大事件来震惊你，没有很曲折的故事情节来吸引你，讲述的就是平凡的生活人生，却在这平凡和平常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的丰富，引人遐想，让人回味。

有文学编辑认为，一些新人作品倾向于写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但如果挖掘生活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表现不可勘探的未知部分时扎得不够深，就容易“露怯”。怎么由自我向外膨胀，转向他者？

“青年写作往往是从写自己开始的。但如果是一个不够勇敢的作者，他或者她写出的就会是一个表演性的自己，或希望呈现给他人的自己。从写自己开始的青年作者，慢慢会遇到外在的强迫性律令，仿佛写自己是不够的，必须要会写他人。”评论家张定浩观察到，即便是写“他人”也存在区别：是仅仅写出自己眼中的他人，还是实际存在着的他人？——如果是后者，写作者要面对的阻力依旧是自己：你得敢于忘记自我。“有的青年小说家看起来是在写时代写世界，但始终写的还是自己眼中的时代和世界。”

他举例谈到，同样写他人和世界，青年作家陈春成、王占黑和魏思孝小说里“我”的位置相对较后撤，不那么咄咄逼人。这种情况下，真实的他人和复杂的世界才有可能慢慢浮现出来。在张定浩看来，青年写作需要的“勇敢”或许是双向反复拉扯的悖论，“一方面要勇敢地面对呈现自我，同时又要忘记自我，化身为无，好去承载更广阔的现实。”

跳出格式化呈现，松绑思维惯性

一些新人作家如果心态失衡或重复自我，以相对轻松平庸的方式惯性滑行，很快就会消磨斗志，或销声匿迹，或中途“夭折”。“看不出是谁写的”，不光指题材上的雷同，还有叙事风格的面目模糊。评论界认为，作家要走得长远，需勇于跳出“舒适区”，松绑已有的写作或思维惯性。真正的青年写作，应该提供一些粗砺的、新鲜的、异质性的东西，在题材、叙事、文本上作出新锐而宝贵的探索，而非格式化的挖掘呈现。

在表情包、弹幕、直播下成长的“社交媒体一代”，他们的感情生活会呈现出怎样的“赛博空间”特质？上海作家张怡微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敏锐捕捉到当代青年的情感生活特征——他们伫立在科技更新、财富神话的年代，习惯在“电子丛林”中表达自我、分享经验、传递情感，有时在不安、怀疑、欲望的纠缠中寻踪辨析生活的真相，权衡得失，体现出作家对热气腾腾新话题的新探索。

长期关注青年一代精神状态的周婉京，在《取出疯石》中围绕城市生活普通人的迷惑与痛苦，对生活幽微之处进行了细致刻写，以锋利老练的文风书写不乏温情的当代故事，呈现了她作为“文学新人类”的跨文化、国际化写作。

松绑已有的思维惯性，需要青年作家跳出书斋，迎接文学与人生的“双重成长”。在写《最小的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者叶昕昀坦言一直被一种恐惧所缠绕，“这种恐惧源自曾经对于生活的理解，我曾以为我和生活是对抗的关系，凭借着年轻和鲁莽，和生活来一场交锋，拼个你死我活。这种对抗的姿态使我很长时间处于一种别扭和生硬的状态中，现在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她打了个比方——人若是越去同水做搏斗，掀起的浪花和需要耗费的力量就越大，但若随着水给予的力量自然起落，那就只需要花费很少的力气便可一直不间断地前行。（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