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纳张元

　　1942年5月，一个山丹丹开红的季节，在杨家岭下、延水河畔，毛泽东主席针对文艺工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给作家、艺术家们提四点希望时，将“坚持服务人民”作为第二点希望来强调，紧跟在“文化自信”之后，可见，不仅重要，还很重视。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86次提到“人民”。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将“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作为一点希望给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由此可见，“人民性”是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不变的立场，同时也说明79年过去了，毛主席当年指出的一些文艺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他提出的要求，我们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当下文坛，盗墓笔记掀波澜，穿越玄幻竞登场，宫廷争斗受追捧，豪门恩怨夜未央。这些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在年轻读者和观众中掀起了不容忽视的热潮，是现代人追求刺激，消磨时光的一种选择，但是这些作品全凭虚构妄想，情节荒诞不经，人物和事件失真，这实在是一种萎缩和退步。如今，文学正大规模地迁居到现实以外的边缘地带，现实生活正以充满留恋的身姿淡出我们的文艺作品，文学成为一种纯粹的消费品，离社会现实生活和温暖的人性关怀越来越远。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在 “无厘头”的虚幻文字里沉迷，另一方面，社会底层的平民的阅读需求得不到引导与满足，且社会底层生活少人言说。这暴露了当下文坛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为什么人写作、写什么内容、用什么表现形式等问题上的困惑。

　　首先，文学为什么人创作是一个根本性原则问题。《讲话》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现在阶级观念已经淡化，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社会各阶层服务。因此，文学创作要多样化，既要关注青少年的需求，又要关心中年人的压力和关怀老年人的失落；要为农民、农民工、普通市民、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等不同群体提供多元化文学作品。社会各阶层中，基层老百姓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真正了解基层老百姓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与心灵追求，为他们的文化消费提供条件与空间是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世纪初的中国新诗，正像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一样，呈现出一种丰富驳杂、多元共生的态势，诸如政治视角的回归，世俗化的审美取向，欲望化写作，人性的深度开掘……此起彼伏，不一而足。而面向底层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这里所说的面向底层，是指当下诗人的一种写作姿态，也标志着世纪初诗歌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走向。谈及这种面向底层的姿态，如果以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为例，恐怕不够典型，因为许多老诗人是把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作为自己终生的艺术追求的。而在某些年轻的诗人身上，我们恰恰可以看到由20世纪80年代为追求审美纯洁性而疏离现实，到如今回归现实、关注底层的转变。实际上，进入世纪之交，调整创作取向，面向底层进行开拓的，不是一两个诗人的个别行为，而成了世纪初诗歌创作的一种明显的趋势。又比如，当下出现的“打工文学”就以其来自底层生活的泥土气息与生命力获得了诸多大众的喜爱，但是“打工文学”良莠不齐，这需要更多的作家去关注这个写作领域。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走出象牙塔，运用艺术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其次是写什么内容。79年前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许多作家在《讲话》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人物形象和反映解放区革命斗争，描写新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出现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丁毅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孙犁的诗化小说《荷花淀》、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文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民族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涌现出无数新现象新问题。这些新形势中既有欣欣向荣的一面，也包涵了不如人意的弊端，既有建设大众文化的需求，也有消费主义时代的利润追求。那么，我们的文学作品如何表现这些新东西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有些作家故意扭曲社会阴暗面，夸张个人隐私，甚至书写暴力与色情文学来吸引眼球引起轰动。这样的作品只能引起读者的感官刺激，误导群众的价值观念，这样的文学不仅是垃圾，而且还是毒素。《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都要求作家要扎根人民，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面貌和心理，这样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作家赵树理就常常深入农民生活，发现问题，并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真实记录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声响。今天我们重读《讲话》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就是要让文学回归现实，践行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事业。把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作为自己终生的艺术追求。关心小人物的命运，关怀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大多数，他们将最终代表这个国家的物质文化水平。在这方面，诗人的反应比小说家更快捷，诗人卢卫平在其《向下的诗歌》中明确表示：“我的诗歌是向下的。这里的下，是乡下的下，是身份卑下的下，是高楼底下的下，是下里巴人的下……在这些下里，有我泥土一样质朴的父老乡亲。有老鼠一样在城里东躲西藏的民工。有在深夜大街上修自己鞋的修鞋匠。有分不清鼻子眼睛的拾荒者。有缺胳膊少腿的乞丐。有盖着树叶露宿街头的老汉。有在另一个世界日夜牵挂我的母亲。这些下，让我的诗歌充满怜悯情怀。让我始终是一个谦卑的写作者。让我时刻牢记一个诗人的良知。”这里的“向下”，不仅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创作观念，更是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地处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作家，我主张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民族中去，做一个小学生，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对民族文化重新加以辨识，将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优秀成分提炼出来，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形式表现出来，在雄浑却贫困的高天厚土中，开掘生命的本真，抒发内心的隐痛，写出本民族深层的文化积淀与时代风韵。

　　其三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当下的文学创作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作者的收益与读者的阅读量挂钩，这种功利化的追求导致了文学的低俗化，很多作品失去文学审美应有的格调品味，靠爆粗口、性描写来哗众取宠，并美其名曰“通俗文学”。通俗不是低俗，形式的大众不等于艺术素质的低下。《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都先后指出要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得艺术能够走向工农大众。这个要求与背景密不可分，当时的文学面临着救亡图存与人民群众文化水准较为低下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文学的普及工作很迫切。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了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文化背景已经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今天，喜闻乐见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民间化、通俗化文学样式，还要充分利用其他形式，把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相结合，创作出耐人寻味、雅俗共赏的好作品。今天，重新学习《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像赵树理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关注底层百姓，体验人性的温度和生活的厚度，从真善美的立足点出发，书写永恒的美好的人性，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文本，建构和谐社会的生态哲学，引导和塑造大众的审美情趣，雅俗共赏地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食粮。

　　其四，文字要有温度。当下的一些作家宣称自己的作品旨在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 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一种“零度感情”来反映现实，表现的是纯粹的生活之流，没有现实的“热点”， 也难以找到叙事的内在性，个人化的叙事置身于没有文化目标的漂移状态，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对那些欲望化的观赏场景进行津津乐道的细致描绘，强化了粗鄙生活的本色形状。没有是非判断，没有美丑标准，作家成了社会生活冷漠的旁观者。那些置身事外的作家，不在生活的现场，他们已经变质变味，并被彻底异化。他们写爱不会写，写恨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写美不懂得如何下笔，写丑却奇丑无比、入木三分；写温暖不会写，写冷漠一个个心如铁石、冷酷无比。一个忘记了爱，不会写美，态度冷漠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有的作家甚至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丑为美，淆乱乾坤，对封建帝王形象人为拔高、美化无度，掩盖资本家发家的血腥味，津津乐道于豪门恩怨、官场斗术的细腻表现。其实，纵观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作家高尚的灵魂在光照作品，照亮读者。所以，还是要重提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引领先进文化的使命感。我们下笔之前，不仅要眼中有人民，还要心中充满爱，用我们文字的温度来温暖读者冰冷的心，给读者以希望，给社会以积极向上的力量。这是作家的文化良心，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席，更不能丢失。

　　总而言之，回归初心，不仅要领会，关键要践行，要真正为人民创作。就是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念化为每个作家的自觉行动，将文学为人民服务真正落到实处，写出眼光向下，关注底层，内容丰富生动，形式多姿多彩，文字温暖人心，思想积极向上，充满精气神的新时代文学精品。

　　（纳张元 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理州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