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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16日 05:30:00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原标题: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

【文坛述往】

作者:裘山山(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1986年,已成为编辑的裘山山(左四)和海波(左三)在昆明笔会相逢。

1983年我大学毕业,开始试着写小说。其实在大学里也写过,都不成器,甚至结不了尾。毕业后又接着写,终于写出一个我自己感觉还可以的短篇,题为《绿色的山洼》,投给了当时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昆仑》杂志,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

大凡在军队从事文学创作、年龄又在50岁以上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昆仑》杂志,也没有人不知道海波。海波是个作家,同时是《昆仑》杂志的副主编,但他作为编辑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作家。很多军队作家都是在他的扶持下走上创作之路的。

我那时并不认识他,我谁也不认识,就是按照地址寄过去了。创作之初我一律是盲投。本子上抄了很多地址,后来给《人民文学》,给《随笔》,给《美文》,都是抄个地址贴上邮票就寄过去了,也都很幸运地被编辑老师读到,并发表。

我很快就接到了回信,龙飞凤舞的钢笔字,底下落款是“海波”。海波说看了稿子,感觉我有一定的创作基础,问我手头是否还有新作,如有,可带作品参加他们即将举办的新疆笔会。我兴奋无比,马上回信说还有新作,非常想参加笔会。一来我从没参加过笔会,二来很想去新疆。

可我当时在教导队当教员,有很重的教学任务,教员们一个萝卜一个坑,领导不同意我外出参加笔会。但我非要去,为请下这个创作假,我几乎和领导闹僵。在经过无数曲折(足以再写三千字)之后,我终于来到北京,来到了《昆仑》编辑部,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我还记得和海波的初次见面是在走廊上。他迎上来和我握手。照说我该叫他老师,可他的姓让我觉得不像个姓,叫“海老师”很别扭,就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一下。海波说,原来是个女同志,你在作者简介上为什么不注明?我自负地说,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个女的。

不知为何,新疆笔会取消了,改成“首都青年军人笔会”,就是说,改在北京了。北京也行啊,反正对我来说,只要是笔会就行。可是接下来又变了,说这个笔会不集中,各自为战。这下好,其他几位作者本来就在北京(有几个正在鲁院上作家班),都有地方住,只有我是外地来的,需要自己找地方住。

于是那一个月,我像个游击队员似的游荡,前后搬了4个住处。其中有一个多星期,是和朱苏进、乔良在一起,住在一所大学的招待所里。后来他们完成了作品,回鲁院上课去了,我就搬到了我表哥家。在表哥家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太添麻烦,又搬到了我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也不能老住,再去找海波,海波把我安排到了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在八大处一个很僻静的地方。

我不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这么来回折腾,早已没了写作的心情。最最重要的是,我的稿子改来改去都通不过,或者说改来改去海波都不满意,他总是说我没有“历史纵深感”,对人性的揭示不深刻,而我总是不服他。我们常常谈崩。

那时我的确像个中学生一样喜欢抒情,喜欢表现美好(现在也长进不大),海波却希望我能写出人性的复杂。每当他给我一些情节上的建议时,我总是断然地说,人不可能这样的,或者说,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大为光火,说怎么跟你谈稿子那么费劲儿呢?你怎么那么犟呢?但我就是固执己见。有一回他说到我小说中的老两口去散步,他说你不要写他们发感慨,你就让他们默默散步,他妈的什么话也别说,他妈的沉默才是最好的。我惊讶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何说粗话。当时我想,看来我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谈拢的。

由于稿子修改不顺利,而我请假出来时又跟领导表态说,一定能发表作品。所以到了八大处后,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这是什么笔会呀!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还为了这个笔会和领导吵架,太失望了。

想来想去,我决定提前走。当时距离我的归期也没几天了。我收拾好行李,一个人坐公交车从八大处来到《昆仑》编辑部,想和海波辞行。偏偏那天海波不在,好像是去印刷厂了。编辑部的其他人都各忙各的,没人搭理我,这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于是我直接去了北京火车站。

我在候车室给海波写了封信,就大半页纸,其他话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了!”我把信丢进信箱,登上了火车。

海波收到信后非常生气,大概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竟敢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出言不逊。碰巧那天我们成都军区的作家简嘉去编辑部找他,海波把我的信扔给他看,说瞧瞧你们军区的业余作者吧,居然这个德性,年纪轻轻的那么大脾气!

后来每每办笔会,海波必在笔会开始前,把我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参会人员,三令五申,不得效仿。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笑谈了。

我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告别了海波,海波生气归生气,并没有记恨我。他非常了解业余作者的处境,他知道我离开单位一个月,回去得有个交代。于是在当年(1984年)最后一期的《昆仑》上,他编发了我最早寄去的那篇《绿色的山洼》,那便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当我拿到刊物时,心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惭愧。

须知那时的《昆仑》已很有影响力,在全国众多的文学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道重要的文学风景线。从《昆仑》走出来的作家数不胜数,《昆仑》自己的编辑们,也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我的小说处女作能在《昆仑》发表,实在是很荣幸。

后来见到海波,我们重提此事,都觉得很好笑。那时我也做了文学编辑,越发觉得海波多么不易。

海波告诉我,在他当编辑的10年里,像我这样不好调教的作者他一共碰上3个。有一个是退伍到地方上的青年作者,写了个爱情小说,不愿修改,便向海波诉说他心中的伤痛,哭得呜哩哇啦的。值得庆幸的是,该同志后来在文坛上大红大紫,且经久不衰。还有一个是某边防的副连长。这位副连长心性极高,海波跟他谈修改意见,他怎么都听不进去,海波情急之下就亲自为他修改,因为他从边防连请假到北京,海波怕他稿子发不出来没法向领导交代。副连长看到他的稿子在海波的笔下“血流成河”,就说,海编辑,我看这样改的话,不如用你的名字发。海波不但没生气,反而对他有几分钦佩。在业余作者面前,他常常像个兄长一样厚道。后来这篇小说终于发出来了,落的当然不是海波的名字。

据我所知,这样被海波改出来发表的稿子不在少数。尽管许多人认为,编辑不该这样捉刀代笔,但我觉得,比起那些对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漫不经心的编辑来,海波的做法永远让人感激和感动。海波身上那种对工作的认真劲儿,对作者的热情劲儿,对文学的虔诚劲儿,上哪儿去找?就在我那样顶撞了他之后,他仍向我约稿,继续邀请我参加笔会,还让我去编辑部一边学习一边帮忙。当然,也继续“枪毙”我的稿子。他“枪毙”我稿子时从来不含含糊糊,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有两回气得我发誓不再给他投稿了。但不管怎么样,那些年我还是在《昆仑》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并且获得了“昆仑文学奖”。

如果说我后来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些成就的话,那是与海波分不开的;如果说我后来当编辑时,能够对作者有些热情和耐心的话,也都是海波做的好榜样。这绝不是套话。

如今,只要一想起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光,我就会想起海波,想起《昆仑》,想起心高气傲的自己。只有当美好的人和事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怀想。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6日 15版)

责任编辑: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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