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房伟：用文学捕捉“历史蝴蝶”的心灵

　　近年来出版界引进了众多西方战争题材虚构与非虚构新作，这些作品打开了新的战争思考视野，它们不再聚焦史诗化的书写，而更多从历史与现实、反战与和平、创伤治愈等角度反思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确，战争让输赢双方都背负了沉重的记忆，在铭记正义与英雄之余，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个体尘封于历史背景之中，更需要文学书写的力量去重振其翅膀。

　　也正是一次次介入战争文学的研究，触摸到历史的褶皱尚存余温，青年评论家房伟跨界创作小说，几年间积累起众多战争题材中短篇，集结成《猎舌师》一书。这些小说各自有着独特的历史还原能力与想象力，每一个大人物或是小人物，都打开了“抗战”历史场景中来不及言说的心灵独白，而无数个体“心灵史”也最终汇流起来，让这场关系着国家存亡的战争记忆不再那么遥远。小说中那些应对战争的人性挣扎与善念底色，让我们确证，现实与历史的漫长接力赛并不会沦为虚无或孤独。

　　记者：介入战争书写，重要的前提应该是你作为评论家身份对当代文学战争题材的不满，具体而言，你认为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房伟：当下我们的战争文学，存在着很多问题，一是过于宏大严肃，丧失了文学的趣味性与文学的想象性，变成了历史的解释，这种做法，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有着不小影响；二是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这种文学思维的破坏力更大，它直接与消费主义结合，将中国古典文学之中的“戏说”成分放大到了极致，取消历史的真实性，走向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三是将战争“铁血化”，化身为帝王将相的争霸和权谋，这是将战争历史污名化，现在很多网络战争历史小说，就有这方面的问题；第四是注重战争的宏大美学色彩，歌颂战争的群体牺牲性，而不愿意关注战争历史状态下生命个体的复杂形态。

　　这四方面的问题，导致了我国的战争历史文学发展得并不好，这尤其表现在，我们缺乏表现生命个体的中短篇战争小说。正是对战争文学的研究，激发了我的不满。“那个喜欢吃的家伙终于变成了厨子”，可能是我跨界批评与创作两界的直观感受吧。

　　记者：作为文学研究者，你也一定注意到近几十年来海外汉学研究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研究作品，其中有些历史方法论在你的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体现。

　　房伟：近几十年来，海外汉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之作，比如，史景迁、黄仁宇、列文森等人的著作。对我的观念的影响，主要还是在观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上，更注重历史的细节，特别是日常生活细节，也更注重对战争历史之中生命个体状态的考察。它们的优势在于，能在日常与个体之中，找到阐释中国历史的新的视角，但问题也在于，它们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带有奇观化和他者化的影子，缺乏“中国故事”本身的历史主体性。

　　记者：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五城》一书，可以和你的小说人物形成某种观照。他考察了抗战时期五座城市里纷繁复杂的人性行为，其中说道，“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其实这并不算是新论，但的确是给我们文学书写战争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你曾说过自己的多篇小说其实是有历史原型的，对战争题材而言，虚构与真实的互证可能显得尤为重要。

　　房伟：像《手肴》等故事，的确有些原型，为此，我看了不少史料和研究专著。在以往我们的战争文学之中，更多地注重军事对峙，对战争的二元对立状态的描述，歌颂英雄，打击敌人，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则致力于“翻鏊子”，但其实不过是另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因此，我在小说中写了英雄，但也写了战争状态之下，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借此探索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普通人在战争之中的心灵遭遇，也许更是我关注的焦点。

　　记者：你提到的《手肴》，是一篇典型表现战争人性复杂的小说，其中那个做汉奸的表哥，残存着一些善念尽量帮助中国人生存，但你依然借表妹之手给了他惩罚，为何不采取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房伟：战争中人性表现的复杂性，起源于人性本身的复杂，而《手肴》之中，汉奸表哥与表妹之间的冲突，更是战争观念的冲突。我更想表现这种冲突的悲剧性。

　　记者：相比较，我更欣赏《猎舌师》里那个被卷入谍战的厨师，他既需要服从国家大义，也想尊重自身职业，最后改变了下毒策略。所谓的猎舌，也似乎在表达战争之下，文化的抵抗是更有韧劲的。

　　房伟：我非常同意你的理解。文化的交流没有国界和种族，而战争却是民族之间的对立。但战争里，抵抗侵略的正义性，也是任何战争文学反思的基础之一。

　　记者：我们一方面需要反思大量战争书写集中于史诗化、脸谱化方面，另一方面也要警惕横截面化的具体书写是否让历史变得更难以捉摸，之前在期刊上读到你的部分作品可能有这种感觉，但集合到《猎舌师》中，互相补充形成了一张网，这是意外收获还是早有通盘的写作计划？

　　房伟：这组小说，起因于我对抗战史料的研究，也起因于我对当下战争小说的不满。我写的第一篇是《中国野人》，当时并没有整体的考虑，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各种素材不断涌现，也让我不断有了新的想法，才有了这组小说。

　　记者：有几篇小说借助战争话题对现实形成多样反思，《指南》看似是一个沉溺于网络游戏的迷茫的当下青年，其实里面对战争游戏设计了穿越升级、金手指，也是对当下许多抗战雷剧一种反讽；《白光》里几个年轻人去野外，因为电磁效应出现的战争场景。这让我想到现在许多军事迷爱看的网络“军事文”，正在塑造当下青年的战争历史观。

　　房伟：网络上的军事文，大部分还是注重战争文艺的娱乐效果，从故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不错的小说，但这些小说的一个问题在于，对战争的想象，容易变成战争的YY(网络语，指意淫)，进而让青年人沉溺在虚拟世界之中，进而逃避现实。《指南》《白光》等小说，还是带有对这类情况的反思。

　　记者：这或许是当下虚拟版的“PTSD”(战争创伤心理综合症)，对于“PTSD”这个涉及战后创伤治愈的问题在西方有很普遍的书写，你在小说中也有涉及，比如《幽林军》里消失在溶洞里的日军中尉，更明显的是《中国野人》中那个一直在北海道雪原中躲藏到战后的劳工，他的余生都被记忆创伤困扰。但我们对这个话题涉及还是太少，你感觉问题出在哪里？

　　房伟：我们的战争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战争中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情怀，在塑造悲壮的战争群像时，有我们突出的特点，但战争毕竟是人的战争，真正优秀的战争文艺，都应该是反战的，追求和平的，也必然应该有从个体视角出发的人性批判。战争文艺，必须包含战争创伤，才能有真正的战争反思。

　　记者：我注意到有些新作品还没来得及收录进这本书里，比如《阳明山》借助王博士的符号学解释人类战争也是一连串符号呈现，体现了你作为评论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同时对影视剧将战争进行消费娱乐化倾向感到担忧，这类书写有其冒险性，后续有更多呈现吗？

　　房伟：因为出版时间的缘故，有些篇章并未及时收入，比如，《阳明山》《去国》等。《阳明山》是一篇挺冒险的小说，也是一篇体现我的“理论兴趣”的小说。在我原来的写作计划之中，还会再现3到5个反映抗战的中短篇，等这个集子再版时，我会再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