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品
您当前的位置:云南网 >> 文旅频道 >> 文艺精品 >> 正文
龙泉务窑,大辽的官窑?
发布时间:2024年05月15日 14:10:04  来源: 北京晚报

原标题:龙泉务窑,大辽的官窑?

▌蔡辉

“酪浆膻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

这是北宋名臣苏颂出使辽国时,写下的《契丹帐》一诗中的后四句,描写了他在“鹿儿道”(今属河北承德市)所见。从燕山山脉向北,是所谓“奚(即库莫奚族,古代北方民族,以善造车而闻名)境”,农牧混合,“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是辽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和平多年,北宋使节们的心态产生微妙变化,不再一味诋毁,偶尔也会欣赏对方,苏颂便写诗称:“奚疆山水比东吴,物色虽同土俗殊。”承认辽国南京(今北京)一带商业繁荣、人民和谐相处、工艺水准较高等。只是相关记载太少,无法抵消人们“北宋精致,辽国粗鄙”的刻板印象。

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正式对门头沟区龙泉务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址早在1958年已发现,1975年确认为辽代遗址。发掘工作至1995年结束,共发掘1270平方米,出土文物8000多件,是第一个经过科学手段进行考古发掘的辽代窑址。

从出土文物看,其中精品与北宋的定窑、邢窑不相上下,且首次发现用无害硼砂代替铅作釉烧成的瓷器,比西方珐琅釉早了500多年。令人惊讶:一向被误会为缺文化、技术差的辽国,为何能做出如此高端的产品?龙泉务窑是不是大辽的官窑?

辽代龙泉务窑白釉刻菊莲纹葫芦式执壶

北京成了制造中心

辽国初期经济粗放。学者张竞超在《契丹经济史研究》中钩沉,北魏时,契丹一度“告饥”,北魏“听其入关市籴”;隋朝时,遇契丹部落背突厥来附,悉令“给粮”遣返。《魏书·契丹传》称:“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今属吉林省)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

阿保机父亲辽德祖(名耶律撒剌的,德祖是追封)时,持续对外作战,实力增强。唐天复二年(902年)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记”。第二年,“春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九月复下河东怀远等军。冬十月引军至蓟北,俘获以还”。

阿保机侵扰更剧,“梁灭,阿保机率兵直抵涿州,时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皆为所陷,俘其民而归,置州县以居之,不改中国州县之名”。

被掳走的中原平民被安置在斡鲁朵(皇家领地)、投下军州(贵族领地)中为奴,负责耕种与制器。辽圣宗建中京(今属内蒙古赤峰市),便“择良工于燕蓟”。北宋名臣夏竦记:“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契丹)所有。”

辽国还掳获了大量渤海人、奚人。

渤海人善冶铁,辽国将他们安置在北京附近,“至打造部落馆,惟有蕃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军器”。

奚人善造车,也被安置在今北京附近,据沈括记:“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其乘车驾之以驼。”

三大优势难比拟

辽国重视北京,原因有三:

一是农耕发达,可养活众多工匠。

学者秦兆祥在《北宋使臣记述的辽朝社会研究》中钩沉,沈括出使辽国后,写道:“自顺州以南,皆平陆广饶,桑谷沃茂。顺州,西距望京馆六十里少南,馆曰怀柔,城依古长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稼。”宋使苏颂也说:“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辽土甚沃。”王安石使辽,惊讶地称:“一马春风北首燕,却疑身得旧山川。阳浮树外沧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日借嫩黄初着柳,雨催新绿稍归田。回头不见辛夷树,始觉看花是去年。”

二是周边矿藏丰富,特别是煤矿。

据民国时《房山县志》记载,京西煤业“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马可·波罗也记录过门头沟的煤,“它挖自矿山,在地下成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

三是靠近丝绸之路,便于文化交流。

学者陈仲琛、陈盈君在《辽瓷特色器型产生的原因》中介绍,辽墓中出土的许多瓷器造型独特,中原罕见,如皮囊壶(又称鸡冠壶、马镫壶)、鸡腿瓶、凤首瓶、穿带瓶、海棠花式长盘等,或源自游牧人传统。其实,这些器型更可能来自中亚,粟特商人带入中原,唐代受胡风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有皮囊壶,只是不如辽代普及。

种种因素,使北京成辽国制造中心首选,带来“南重北轻”经济格局,辽国只好采用更灵活的管理方式,即南北面官制,“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

辽国重视经商

辽国重商,因辽帝立“四时捺钵”为国制,捺钵指巡幸地,“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依季节变化,到不同地方办公,即春水、秋山、坐夏和坐冬。《辽史》称:“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使北记》称:“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

学者杨若薇认为,捺钵“不会脱离作为一个经济活动集团的性质。这个集团经营着畜牧生产”,此外,捺钵还是大型流动超市。

学者张敏在《辽代捺钵的物资供应》中,发现捺钵中有大量商人。据沈括记,辽道宗夏捺钵时,“过犊儿(今属内蒙古赤峰市)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即来到捺钵地后,附近的部族民迅速赶来交易。

《辽史》载,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即捺钵时,南北府宰相均带下辖部族的商业团队随行,均达“百乘”规模,名为南、北府市场。

张敏指出:“不管是捺钵地市场,还是南、北府市场,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辽朝统治者为了满足随行捺钵成员对各类物品的需求而设立的。”

北宋对此很不爽,担心“吸走”中原财富。

苏辙称:“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沈括也称:“牛羊之来于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

市场推动辽瓷进步

辽初瓷器质量差,学者李艳阳在《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中称:“器物品种单调、器型少,器体矮胖浑圆、装饰简单是这个时期(指辽初)辽瓷的基本特点。”可到中后期,辽瓷质量提升,出现了带“官”“新官”“盈”等款的瓷器。在内蒙古赤峰缸瓦窑遗址,还发现了带“官”字款的窑具,北京龙泉务窑遗址的发现,更让“大辽官窑”说风靡一时。

辽瓷快速进步,有学者认为与辽军掳走制瓷匠人有关。据《辽史》:“天赞(922—926年)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天赞二年(923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攻下曲阳、北平。”学者程嘉静指出,磁窑镇、曲阳县都是当时著名的陶瓷产地。

从缸瓦窑与龙泉务窑中出土的主要是粗瓷,说明辽瓷进步源自市场。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龙泉务窑瓷高铝、高钠、低硅,与北方名窑差别大,用的是本地坩子土,且釉料中不加草木灰,只有少量精品堪比中原名窑。

李艳阳指出,带“官”“新官”“盈”等款的瓷器均从中原进口,契丹贵族用来礼佛。至于窑具上有“官”字款,与其他窑具上有“徐”“孙”“张二”等工匠姓名一样,只表明归属,不等于是官窑。

辽瓷专注低端市场,精品瓷需求量少,用户可向北宋买。北宋禁止精品瓷外流,但河北诸路官员“上下计会,受贿作弊。容纵客旅,公然贩运违禁物色,透盗贩过界”“虽设禁制,仅成虚文”,而南方商船可从海上绕道。令人惊讶的是,竟有部分辽瓷销至中原。

首次发现辽三彩

龙泉务窑是北京的骄傲,体现在两点。

一是规模惊人。遗址总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是辽国境内发现的唯一具有一定规模的窑厂”(赤峰缸瓦窑的规模亦大,但主要生产时间在金元时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称:“三年多来的发掘工作为我们带来许多欢乐,同时也留下很多遗憾。首先,探方分布均在窑址周边,且以东部为中点,对遗址中部未进行发掘。其次,出土器物类型少,特别是高大的瓶、罐之类的器物则更少。如以后再能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应予以注意。”虽只发掘1270平方米,不足5%,却发现13座窑炉、6座作坊。

二是在北京地区首次发现辽三彩,“这就把辽三彩出现的时期从辽代晚期提早到中期”,特别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辽三彩竟使用了硼砂釉。

学者徐苹芳表示:“经化验分析得知,龙泉务窑中的三彩器是含碱的硼酸盐釉,证实我国在一千年前已使用无毒的硼釉,这在世界上应属首创。”“原来认为,到清康熙珐琅彩才引进了硼砂釉技术,但在1000年前的龙泉务窑确已发现使用了硼砂釉技术。虽然在龙泉务窑以后硼砂釉技术一度中断,其原因不详,然而我国辽代已知使用了硼砂釉的史实,却被龙泉务窑的考古所证实。”

学者将龙泉务窑的产品分为四期,从辽代一直延续到金代。作为主要面向市场的窑口,政府在此置官监烧,且设瓷务税吏,增加了税收,在辽宁、河北等地,均发现龙泉务窑的产品。通过市场化,各方利益得以最大化。

可惜模式未能推广

龙泉务模式未能推广。辽宋靠市场,却各怀“鬼胎”。北宋严禁图书、兵器、粮食等流入辽国,辽国则严禁马匹进入北宋,“每擒获鬻马出界人,皆戮之,远配其家”。双方都想把市场变成工具,强化自己,削弱对方。

据学者秦兆祥钩沉,北宋想当然地以为,燕云十六州多汉人,会倾向于北宋。宋徽宗准备与金结盟,消灭辽国时,名臣宋昭上书反对道:“不唯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

为防商业往来败坏风气,宋徽宗下诏:“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既久,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应敢胡服若毡笠、钓敦(即袜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作为亡国之君,宋徽宗立场坚定,却用错了地方。

辽国也受此影响,虑燕京离北宋近,不断向北移汉民。初期逃民多,后“(韩)延徽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殖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

学者张竞超在《契丹经济史研究》中指出:“从长远看,这一行为实际上违背了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将草原开垦为农田,破坏了生态环境,由于草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许多开垦的土地不久以后都沙化了。尤其在辽亡后,大量北部边疆地区的土地被荒废了下来,慢慢都变成了荒漠。”

避祸反而招祸,辽人未能深入思考龙泉务窑的成功经验,用北宋的错误方法来遏制北宋,最终落入“自我诅咒”的困境。

责任编辑:小云
订阅《春城手机报综合版》,发送CCZH到10658000(5元/月)
订阅《春城手机报》:娱乐版发送CCYL到10658000 (3元/月)
关注云南发布
关注云南网微信
关注云南日报微信
新闻爆料热线:0871-64160447 64156165 投稿邮箱:ynwbjzx@163.com
云南网简介 |  服务合作 |  广告报价 |  联系方式 |  中央厨房 |  网站声明
滇ICP备08000875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53120170002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2511600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滇)字 04号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号:(云)字第00093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滇B2-20090008 ® yunnan.cn All Rights Reserved since 2003.08
未经云南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24小时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871-64166935;举报邮箱: jubao@yunna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