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植物旅行：后殖民视野下的博物学与性别

前不久，四川大学姜虹送我一本她新译的著作——《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并在扉页上亲绘了一幅金凤花与毛毛虫的钢笔画赠予我，十分惊艳，令我感动。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熟悉的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在较早期的著作中，施宾格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西方解剖学史进行了新的解读，对女性主义科学元勘（feminist science studies）的目的、实践与意义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让人印象深刻。她后来还主持了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提出了性别化创新（gendered innovation）概念，是一位在学术界和科技政策界都有影响力的学者。

鉴于姜虹的博物学和科学哲学背景，以及她之前对博物学女性的特殊关注，由她来翻译《植物与帝国》实在是非常合适。她所受的哲学和性别研究方面的训练，也使得她对该书的翻译十分精准到位。更难得的是，她的译文十分流畅，读起来很舒服。

从植物的角度揭示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18世纪发生在欧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植物旅行故事。

以往，关于17-18世纪西方科技史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中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关注那些伟大发现和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推动作用。在这样的科技史画卷中，日常生活与传统知识在科学、工业、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中往往被遮蔽。女性主义学术注意考察科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关心历史上身处科学共同体边缘的女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及其价值。比较而言，植物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却长期被轻视了。

施宾格想要追溯和研究的便是植物的故事，考察作为自然和文化产物的植物的命运，以及它们在殖民扩张与性别政治中的位置，并由此阐述文化、政治、殖民、性别等多种因素对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施宾格将目光聚焦到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来自宗主国的博物学家和医生们每天都能观察到不同于欧洲的植物，了解到与这些植物相关的丰富知识，他们的任务便是对这些植物进行采集、调查、引种、分类、命名以及提供医药试验，尽可能地把它们纳入欧洲既有的知识框架和政治秩序之中，增加并巩固帝国的财富和利益。

这一过程不只是植物及其知识旅行的浪漫传奇，同时也是商业贸易、奴隶交易、殖民扩张的现实故事。这些植物学探索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科学家或医生，还充当了帝国的代理人。无论是旅行博物学家、远航的植物学助手还是在欧洲足不出户的植物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18世纪庞大的全球植物交易网络中的积极分子，是欧洲“科学-殖民机器”的代言人。可以说，施宾格从植物的角度，揭示了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知识传播的利益博弈与金凤花的性别政治意涵

不仅如此，在西印度群岛上，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以及来自英、法、西班牙、荷兰等宗主国的殖民者在共同的时空中相遇，不同势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

生物勘探与生物偷盗并存，博物学家的故事充满了惊险刺激的男性英雄色彩。在所谓的“生物接触地带”，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之间充满了策略、猎取和抗争。语言障碍、侵略造成的敌对以及欧洲人自身的认知局限，导致植物知识的传播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知识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一方面，欧洲人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采集新的植物标本以满足经济上、医学上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本土的文化认知框架，这些殖民博物学家们很难去真正理解、认可并传播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理解自然世界的方式和他们所构建的自然秩序。

金凤花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8世纪，美丽的金凤花开遍了欧洲的植物园，但它的流产功能既没有出现在各类药典中，也没有在医药实验中得以验证，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原因何在？施宾格认为正是17-18世纪欧洲的生育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造成了这种无知。虽然19世纪之前的欧洲，孕早期流产仍不违法，但也并不被赞许，只能秘密进行，人们因此很难就殖民地流产药物的使用与安全性问题做公开讨论。并且，这一时期欧洲的分娩实践逐渐从助产士让渡到男性产科医师手中，产科手术而非安全的流产药物成为欧洲医学共同体优先考虑的主题。再加上，当时的欧洲将确切的自然知识视为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霸权地位的关键，人口众多是国家财富和王权荣耀乃至帝国的命脉。在此背景下，欧洲的植物探索者、贸易公司、科学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不可能有兴趣去传播殖民地的流产药物及其知识。换言之，欧洲的生育观念、性别文化、科学观念和政治经济导向共同造就了欧洲人对金凤花流产知识的无知，使得19世纪的大部分欧洲妇女逐渐失去了对生育的控制权。

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带来的系统性无知

不仅如此，系统性无知的出现还源于更深层次的认知结构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林奈在对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时将医药用途、生物地理分布和文化意义之类的信息与植物完全剥离，只留下抽象的拉丁文名称。他以著名的欧洲人尤其是植物学家的名字为全世界的植物命名，并在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霸权处于顶峰之际获得完全的认可，由此强化了科学由杰出个人创造的观念，刻画并巩固了欧洲精英男性植物学的光辉历史。其实质和结果如同施宾格所言，18世纪的植物命名法是帝国的一项工具，将植物从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里。随着现代植物学的兴起，这一特殊的欧洲命名体系随之发展起来，将世界原本多样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质统统吞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18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霸权与认知立场造成了它对其他本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无知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取得普遍性的地位，而造成了非西方世界对自身传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或自我贬抑，最终不利于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