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勒和丁善德隔空“相遇”，上海交响乐团上演跨越东西方的音乐对话

余隆接受专访。

当西方多个古典音乐重镇“时钟停摆”，上海交响乐团却推出了又一场马勒逝世110周年的重磅纪念活动。昨晚，在音乐总监余隆执棒下，上海交响乐团携手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和女高音歌唱家黄英，在同一场音乐会中演绎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和中国作曲家丁善德的声乐作品，展开跨文化的东西方音乐对话。

“1911年，马勒去世的那一年，我的外公丁善德出生了。”余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昨晚在上交音乐厅的这场音乐会“是一场东西方的音乐家的隔空‘对话’。”不久前，上交录制了今年全球第一张马勒逝世110年的纪念唱片。来自多个国家的音乐人远渡重洋、克服种种困难，只为来沪录制上交与德意志留声机公司（DG）合作的新作——马勒的《大地之歌》和中国作曲家叶小纲的《大地之歌》，中西两位作曲家完成穿越时空的唐诗对话。“从丁善德到叶小纲，时代在改变，而交响乐民族化，是不同代际中国作曲家的共同使命。”余隆说。

一中一西两位音乐大师的作品，诠释了人性的不同面向

昨晚，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爱”。如果说马勒的艺术歌曲里，写的是较为深邃和复杂的人性；那么丁善德的声乐作品中，更多的是质朴、单纯、炽热的生活气息，“外公的艺术歌曲里充满了人性的诗意美”，余隆说。

音乐会由马勒的升c小调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柔板）开场，而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包含音乐家对生命的慨叹。下半场，丁善德改编的《槐花几时开》《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民歌旋律响起，颇多段落。余隆说，上世纪50年代初，外公怀揣对中国传统民歌的浓厚兴趣，开始集中研究和改编民歌，“他对中国大地各民族的音乐都有浓厚兴趣，他在创作时坚持中西融合，保留民歌意境和地方风格，融入西方创作技法增添民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比如，《槐花几时开》曲调来源于四川南部山歌，短短几句歌词生动描绘了槐花待开时节，姑娘望郎归来又羞于承认的心情。《玛依拉》则来源于新疆哈萨克族民歌，曲调优美、节奏明快且富有舞蹈性，生动描绘出玛依拉开朗活泼、聪明机智的形象。

创作民族音乐不能“拿来主义”，而要提炼中国文化的精髓

昨晚音乐会中，丁善德谱曲的艺术歌曲《爱人送我向日葵》、声乐套曲《滇西诗钞》也与听众见面。《爱人送我向日葵》完成于1962年，词作者为邹荻帆。作品表现了一位姑娘收到下乡劳动的青年赠送的向日葵后，内心的喜悦和思念。余隆告诉记者，艺术歌曲需要作曲家对钢琴艺术和声乐艺术都有深入的了解，“外公曾经跟随苏联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等西方专家学习过，这为他创作艺术歌曲打下了良好基础”。

丁善德写于1984年的《滇西诗钞》则取材于描绘中国大地秀美风景的诗作，是作曲家娴熟的西方技法和中国民族化音乐语汇融合的完美答卷。“不同于外公上世纪5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写实主义手法，当时我在他身边看他写这部作品，发现他在民歌基础上，用了很多现代的和声手法，还有变调等等，我现在终于明白，那时候外公在创作时解放了自己的心灵。”余隆充满感触地说。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文学、美术到音乐，文艺家们都不断学习，进入了崭新的世界、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创作《滇西诗钞》时的丁善德“仿佛找回了青春，身上充满年轻的气息，每天呼吸的空气都是最新鲜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真切表达了中国各地人民精神和思想、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作品，都是由丁善德在上海完成的。在家乡执棒演绎外公的作品，也让上海交响乐团的“掌门人”感到责任在肩，“我希望推动更多具有中国文化意境和精髓的作品走向世界”。

“像是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马勒等西方作曲家的很多作品，也都是从民歌中获得灵感的。”在余隆看来，民族音乐能为优秀的音乐创作提供无数灵感，“不过，民族音乐的创作必须要往专业化去做，不能是拿来主义，而是要在提炼出属于中华民族的语境和精神之后，登上世界的舞台”。（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