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今哀鸣的蟋蟀

与“琴棋书画花鸟鱼”并列成为古代士大夫及贵族们闲情雅致的一种文化道具，称蟋蟀为雅虫似乎并不为过。

很多时候，我难以理解，作为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昆虫踪迹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绝大多数昆虫对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破坏性极强，蟋蟀也不例外，何其幸被人追捧数千年、并形成独特的虫文化？

蟋蟀，也叫促织、蛐蛐等，“名头”虽响，颜值却很低。它黑瘦、头圆、触角长、胸宽、善跳，性情孤僻，鸣声不高，栖身于洞穴，发声时多在草叶间，且是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民间称它“风流虫”。称其风流，可能源于它既被峨冠博带的封建帝王和权贵所宠，也为荆袍皂衣的平头百姓所爱；既出过贾似道、马士英等误国害民的“蟋蟀宰相”，也为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文人雅士增添过风采。故而，很难界定它是雅虫还是玩虫。

其实，人类开发蟋蟀娱乐功能的历史非常悠久，《诗经·唐风》中“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蟋蟀在堂，役车其休”的诗句，彰显早在2500多年前，先民已变害为利地将蟋蟀开发成“生物报时钟”，直到晚清，其功能虽逐渐式微，却仍未消失。按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所言，蟋蟀“爬”进唐朝，宫女们原本只是用它来打发寂寞，“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丝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不曾想，长安的纨绔子弟却将它引入博彩业，南宋学者顾文荐《负暄杂录》曰：“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长安富人刻象牙笼蓄之，以万金付之一斗。”由此，人们欣赏蟋蟀由“听其声”演成了“观其斗”，最终将其发展成关注度最高、参与者最多的“博彩”行业并拓展为融博彩、娱乐、文化于一炉“秋兴”产业。

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的“斗蟋蟀”活动，让蟋蟀身价暴涨，赚足了人气、财气，并“涂”上厚重的文雅色彩，文人骚客为此留下大量优美的诗词歌赋，宋代书法家黄庭坚的“五德论”堪称对蟋蟀“斗志”的最高褒奖：“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塞则归宇，识时务也。”

不过，继苏东坡之后宋代又一“全才”姜夔，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创作的《齐天乐·蟋蟀》，似乎表达了蟋蟀的“心声”：“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诗人听到的是蟋蟀的“哀鸣”，这哀鸣声也给了创作的灵感，他便从音乐的角度展开联想，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把蟋蟀的哀鸣声、诗人的吟诵声、思妇的织机声、捣衣的砧杵声、被囚者的悲叹声、儿女们的欢笑声等有机地交织融合于一炉，最后构成对南宋苟且偷安、不图进取、只顾寻欢逐乐可悲观实的批判。这何尝不是一种警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抵制享乐主义。（赵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