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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文学创作的审美重构
发布时间:2020年09月14日 10:10:00  来源: 河北日报

原标题:当代城市文学创作的审美重构

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文学的“城市性”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呈现客观的历史巨变与时代变迁,而同样表现为众多人面对巨变时的特定心理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机感的切身感受。成为城市人就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化在把人变成城市主体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城市的对象。换言之,城市性赋予我们改变城市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自身。借用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描述现代性的一句话,成为城市人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

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意味着“时间开始了”,那么,当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则无疑标志着“时间破碎了”。格非曾在一场题为《重返时间的河流》的文学演讲中提到,“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文本的基本构成要素,并非仅仅是小说叙事学或小说修辞学意义上的概念,也是构成文学史范式转换、作家创作方法论革命,以及读者审美接受变迁上的关键线索,同时还是衔接文学内部与外部,文学自律性与他律性,文学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时代要素的重要枢纽。对于古人而言,“空间”自身并不单独产生意义,它只有附着于“时间”之中才具有价值。诗人陈子昂之所以将千古名句写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正是基于对于传统“时间”之永恒性的笃定与确信,而深处于一个“时间空间化”的文化现场,传统的“时间性”对于当代作家们已近乎完全失效,尤其是在当下,城市化进程推进,现代空间对传统时间的挤占、侵蚀,使作家感到前所未有的纠结、惶惑、恐惧与无奈。正是基于这样的“震惊”经验,作家笔下的城乡书写愈发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态势。于是催生出余华《兄弟》《第七天》、格非《春尽江南》《隐身衣》、刘震云《手机》、阎连科《炸裂志》、苏童《黄雀记》等作品,以及文坛兴极一时的“底层叙述”与“城乡接合部”写作。此外,“时间的空间化”也意味着古典意义上的乡村文学濒临灭亡,有评论家认为,格非《望春风》是当代作家对于传统乡村文化的最后一次深情回眸与凭吊。

与“时间的空间化”互为表里的是“空间的时间化”,即“附近的消失”。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项飚先生最早提出并阐释了这一理论概念:所谓“附近的消失”,从人类学的角度上讲,可以简单概括为时间征服空间的过程。我们以前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由具象的空间来指认的,所有的时间概念都是由空间物象来表达,比方说,“一盏茶的空当”“一炷香的时间”“一袋烟的工夫”等;抽象的“时间”其实是相对晚近的产物,它是工业时代钟表被发明以后所衍生出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到了现在的网络社交时代,时间又由连贯的线性变得日益碎片化,分秒必争的时间逻辑日渐表征为“即刻显现”“时不我待”“刻不容缓”……于是,时间感愈发强烈的现代都市人,变得越来越容易焦虑和浮躁。表现在文学叙事领域,代表性作品有石一枫《世间再无陈金芳》、甫跃辉《动物园》、路内《少年巴比伦》、陈集益《特殊遭遇》、王十月《大哥》等。

“时间的空间化”和“附近的消失”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城市经验与城市想象的自发性增殖。我们已然看到,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群体中,城市伴随着现代化交通方式和现代媒介,尤其是电视、电影等影像媒介的普及,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经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青年评论家杨庆祥认为,在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作家那里,比如金仁顺、乔叶、东紫、马金莲、陈崇正、周瑄璞等,城与乡不再是对抗的存在,而是找到了一种对话和平衡;对于没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作家,比如迪安、黄昱宁、张惠雯、马小淘、大头马、李燕蓉、姬中宪、周李立等,虽然都市男女、物质欲望已然构成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那种欲望却有了非常体贴的肌理;而在更年轻一些的作家那里,比如小珂、于静如、辽京、王占黑、李唐、张玲玲、张亦霆、梦小书等,读者已经无法在其作品中辨认出具象的城市,“城市已经成为生活的自动装置”。“外在化”城市的消失,除了意味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书写在青年一代作家这里日渐成熟外,似乎也预示着一种基于“内在性”城市经验与城市想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意识形态正在悄然确立。

有评论称,当“此城”即“故乡”之时,德国评论家克劳斯·谢尔普所言“让城市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在文本中自由地开展自我叙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文化母体之主体性重构”才能宣告完成。当然,对此亦有反对的声音。比如青年评论家岳雯就提出,文学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建构离不开乡村作为镜像与参照,只有在“对位”与“互鉴”之中,城市性言说才是完整有效的,如果只局限于城市经验谈论城市性,而没有与乡村体验构成一个整体的话,就会陷入“唯城市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陷阱之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鸿声亦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发出同样的呼吁,城市主体性身份的获得和自我叙事的展开,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学只能是对城市的合法性自证。近现代城市性书写是复杂的,有关城市文学的研究所持的观点与方法也应当是多元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城市想象”只能作为对城市与文学关系某一方面的揭示,与以往的城市书写并不能(也无法做到)彼此替代,而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要避免使其成为新的文学历史化、本质化过程,在或记忆或遗忘的情形下强行对文学或文学史进行注解。

岳雯与张鸿声分别从文学创作与文学史研究两个维度,提醒当代城市文学写作始终需要立足于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辩证法,即“城市性”首先要对立于传统,其次要对立于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对工具理性、科技崇拜、进化论逻辑、时间神话等命题的反思),最后还要对立于“城市性”自身,时刻警惕“唯城市主义”中日常生活化意识形态形成新的话语霸权和美学威权。城市的自我叙述,只有依靠不断的反思和自省,才有可能避免从他者视角下的“异端”和“敌人”滑向另一个极端——自我陶醉的封闭性审美空间。

近日,央视热播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用影像的方式系统阐释了作家与故乡、作品与乡愁、文学与乡土的内在联系。再过若干年,当城市取代“故乡”,攫取单向度的“故城”审美属性之后,对于那些只拥有城市生活经验的更年轻作家而言,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呢?这个疑问,需要每一个文学写作者严肃面对与认真回答。(赵振杰)

责任编辑: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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