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比较中找寻答案——读《赶超的阶梯：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国际比较》

卢周来

读完周建军所著《赶超的阶梯：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国际比较》（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以下简称《赶超的阶梯》），很难不让人想到近年来围绕中国发展战略、国企改革以及产业政策的相关讨论。而在这些争论中，部分经济学者从一开始，就试图把争议提高到“自由还是控制”“市场还是政府”这样的“宏大主题”下，甚至更“引申”到“是否支持改革”这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而忘记了争议者首先需要做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确认。

不让某种理论或价值判断先入为主

《赶超的阶梯》一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者试图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梳理，从比较中获得结论，而非死守理论教条，让某种理论或价值判断先入为主。

上世纪60年代，在发展经济学各种观点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支是以罗斯托和索洛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派。罗斯托和索洛首先都是经济史专家。他们在对经济发展的国别史进行认真考察后认为，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相同的一系列阶段。“它们最终既构成经济增长的理论，如果推向极致的话，又构成有关现代经济史的全部历史。”这一所谓的“线性阶段理论”的结论当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可能无视各国国情差异。但与此同时，这一理论的确又隐含着另外更深层次的结论：发展是有阶段的，各国只能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上选择相应的经济战略与政策。

也正是从这点出发，对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经济学者如果真要进行国别之间比较，科学的态度应该是确立本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然后再与已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曾经相同或相近历史阶段去进行比较，而不能“强行抺平发展水平的差异。”《赶超的阶梯》一书遵循了这一原则。书中以翔实的资料，考察了先后实现工业化且在经济上实现赶超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历史，让我们十分信服地看到，这些国家在经济成功实现起飞与赶超的阶段，有为政府、产业政策以及国企国资在其中发挥了“阶梯”作用。当然，也要看到，在国家作为竞争主体的时代，先发国家为保持并巩固其竞争优势，总会试图利用资本与技术垄断的力量，同时也利用“经济思想”的力量，试图搬开“梯子”，以让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基于这种对比与认识，关于中国未来如何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业政策如何引导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以及如何在国企国资改革中保持正确方向等问题，书中均提出了有益见解。这些观点与见解让我们更加理解“中国道路”选择的不易，更加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如何在二难选择中艰难前行的。

如果说历史是以一种纵向的维度昭示当下，那么，对现实的梳理和比较则是以一种横向的维度给我们以启示。在讨论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以及国企国资改革这样重大的问题时，一些经济学者所犯的毛病，除了罔顾历史，还有就是对现实的若明若暗。这里面，有一些学者对国外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只了解一些皮毛，有一些学者只看到部分表象，还有一些学者则干脆选择性“失明”：无视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证据。《赶超的阶梯》一书以全面的一手资料，对学界关注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定位、东亚某些国家财阀模式、国资管理中的“淡马锡模式”“员工持股制度”以及当下通行于世界的“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半导体产业竞合态势”等等，都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以此关照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现实，指出未来应该汲取哪些有益经验，避免哪些可能陷阱，坚持哪些中国特色，有理有据，同样令人信服。

对相关经济思想的梳理，给我们两点主要启示

除了立足对历史与现实扎实的梳理，通过科学比较得出结论之外，书中对相关经济思想的梳理，也给我们两点主要启示：

一是要坚持经济学的历史特性。每个时代的经济思想，无非也应该是对该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反应，因此，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应该有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思想。这被著名演化经济学代表性人物霍奇逊称为经济学的“历史特性问题”。正如有的经济思想者所批评的那样，1970年代后期开始，与美英等国保守派政府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相响应，经济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新古典反革命”。普适经济学说最终“接管”了几乎全部经济学界。他们用所谓“普遍适用的命题”把此前的发展经济学带入了“三个主要的误区”：经济落后的单一原因论，即把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抑制了市场自由；发展单一标准论，即发展与否，只有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即GDP的增长；发展趋同论，即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只能走发达国家已有道路。也因此，“富于历史特性”的发展经济学日渐式微。

难得的是，《赶超的阶梯》一书认真汲取了从历史上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汉密尔顿、赫德森、熊彼特、格申克龙，到当今仍然风头正劲的斯蒂格利兹、罗德里克、马祖卡托、张夏准等的经济思想，而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与现实中均以关照历史特性而闻名。《赶超的阶梯》一书所展现的经济思想，也因而非常具有历史特性。

二是要发展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经济思想界曾区分了三种经济学：以正义为中心的经济学、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经济学。其中，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讨论的就是国家内部各阶层间的资源分配秩序问题，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在国家内部秩序建立之后，就要研究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是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所开创的国家经济学传统，马克思晚年研究世界市场时也特别予以了关注；后来，以罗宾斯和马歇尔等为代表所初步完成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则是国家内部秩序已基本落定、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已基本建立之后，专注研究功利主义的“个人福利最大化”。

当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大改革本质是重塑生产关系，所以我曾断言“中国仍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与此同时，大开放则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尤其是先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在不损坏他国利益前提下实现赶超，因此，这一时代也特别需要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并非专指增强国家能力，而更多的是指如何构造一个“有为政府”，来实现那种与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相容的积极的国家目标。这其中，如何利用好国家战略、产业政策以及国资国企的作用来实现发展目标，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其实在当代一度被以个人为中心的经济学所抑制。正因此，鉴于《赶超的阶梯》一书的作者作为新生代经济学人，在书中所展示出的世界的、历史的眼光，展示出的一种脚踏实地的学风，且没有教条与陈腐气，我感觉，围绕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复兴梦想，李斯特和马克思所开创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知识谱系或许能够在他们这代经济学人那里得到真正的丰富和完善。

（作者为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