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包麦饭”的记忆

　　我和妻子女儿去看望父母时，母亲外出找活做，留屋看家的父亲正在吃午饭。父亲用小勺子，舀一满勺“包麦饭”送进嘴里，咀嚼一阵，努力咽下，父亲在咀嚼时，我们能够听到他的牙齿错合之际发出的硌响声。

　　最近这十多年来，父亲背驼，身萎，不得不借杖挪行，他的牙齿也不争气地一颗接着一颗提前“退休”，外加以前长年劳作双手落下的风湿，让他晚年起居颇为艰难。一个周末晚饭时，父亲吃了一口汤饭，却在下咽时突发故障，一下子被噎住，半天缓不过来，那样子，我们看着都心疼。我上网查询，得知这叫“吞咽神经功能退化”，属生理性退行性改变，不可逆转。被苦水浸泡了大半生的父亲，现在赶上了好日子，却难以消受。

　　有了被噎的教训，父亲对饭食心生畏惧，可一日三餐又总不能因噎废食啊。父亲开始小心翼翼地逐样尝试，最终，他选定吃了几十年的“包麦饭”继续做为自己的主食。

　　“包麦”，是我的老家对玉米的专称——“包”者，结于秸上时有外壳包裹也，“麦”者，有像麦子一样能让人食之活命的籽粒。早先，祖辈们能识文断字者极稀缺，将自己日常主食名之“包麦”，大抵取法“会意”。在我的老家那一带，乡亲们所称“玉米”，专指另一种植物，它们籽粒褐色，滚圆，比半颗油菜籽还细，以前主要种了采茎、叶、穗、籽喂猪催肥，现在日子好了，它的嫩梢反倒成为餐桌上一道鲜蔬美味，清煮、凉拌、爆炒咸宜。这种植物，我经过请教农科专家，兼上网找寻，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弄明白，它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尾穗苋”。新世纪开篇，村里堂叔家的长女，小学毕业后“省漂”，成了打工妹，忽一日，她来电问她老爹：“煮玉米该咋煮法？”什？玉米？老爹一时给弄蒙了。老爹的傻蒙，让她感到失望，“就是包麦呀！”她嗔怪。哦——没上过小学的堂叔，被女儿上了一课，醒过神来，哑然讪笑。

　　在我们三兄弟年少时，生活仍在低水平徘徊的父母亲，就是用包麦作为几乎餐餐不变的主食，将我们喂养大。这种经年累月的亲密接触，让我根深蒂固地从心理上习惯、从情感上认可了“包麦”这一称呼。因为听到这个称呼，我就会联想到童年时期，每到夏季，老家的山地里成片成片翠绿的棵子，在腰际部位冒出一只、最多两只头顶红缨须的棒子。青少年时期的同一季节，我抓紧放学或是周末时间，将牛群赶到地边，拣草丰水盈处安顿好，然后挎上竹篮，手持镰刀，没入一片翠绿的包麦林中，穿梭，刈青猪草，时不时地，还要警觉地探出头来，看看牛群中有无不老实者擅自离群偷啃包麦棵子。秋季，包麦熟了，农村的石磨、石碓撒起欢来，将喂进去的包麦籽粒变成了粗渣的面粉，或是米粒大小的“包麦米”，前者可以用清水发软，用甑子蒸熟吃，也可放入锅中，掺水调成糊状，文火煮熟吃。偶尔，为顾及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弟弟，才舍得极奢侈地打来一小浅碗大米，舍不得淘洗，拌匀到包麦面中，或是垫于甑底，同蒸，引人垂涎三尺。

　　收回了新鲜包麦，农村五荒六月的生活，算是告一段落。可是，上顿包麦面蒸饭，下顿包麦米蒸饭，再下顿包麦面煮糊糊的日子，却令我感到滞闷。我的鼻子、我的耳朵、我的想象力，直勾勾地馋着隔壁二奶家飘过来的红豆煮腊肉的浓郁香气，“我们家里为啥就不能有个像二奶家的大叔那样‘在外头’端铁饭碗、领高工资的人呢？”脑海中冒出这心思时，我幽怨地望了一眼父亲。父亲似乎对身外物事浑然不觉，劳作一天，早已饥肠辘辘的他，继续在煤油灯，或是松明子火把的昏黄光晕下，埋头吃饭。

　　年轻时的父亲，干的都是力气活儿，自家又缺油少荤，因而他的饭量很大，纵使饭食寡淡，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有时我天真地想，父亲的胃，是那么坚强，那是支撑一个山一般健壮的彝族男人体魄的胃啊。

　　吃包麦饭的日子，打我升上小学五年级开始，就逐渐淡出我的生活。那是1984年，我背上小竹篮，装上父母亲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的大米、油荤，以及蔬菜，到离家数公里外、需翻越两座山的高级小学读书，放学后自己做饭吃。我知道，父母亲之所以举全力让我吃上精粮，那是怕我在同学面前自卑掉面子啊，那些精粮里面，寄托了全家人对我日后出人头地的沉重巴望。次年，我升入乡里的初中。父母亲对我的物质支持持续不变。我吃着父母亲艰难省下的精粮，想象着除我之外全家人吃着包麦饭的情景，一股力量油然而生。我最终没有辜负父母亲的苦盼。三年后，我以整个赵家店初级中学毕业班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考起当时位居“云南省重点中专学校”之列的云南省楚雄卫生学校。这以后的四年学业，是靠父母亲陪着笑脸，东家进西家出地四面告借来苦撑着完成的。

　　我们家的艰难日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终于逐渐蹚出水底，开始向好的方向缓慢爬坡。因为这时，懂事的三弟也读完中专，赶上“分配工作”的末班车，进了机关，挣了工资，主动认领了父母亲因经年累月供我们读书欠下的三千多元沉重债务。这笔债，于当时工资收入而言，归还得实在不轻松，于老实巴交的父母而言，则近乎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

　　父母亲大半生苦涩的日子，开始略有活泛。2000年初，我调入大姚县城工作。4年后，父母亲也随迁县城。入城后，父母亲闲不住，先是租来城郊农民务工后撂下的田地栽种稻子、蚕豆，兼以喂养猪、鸡。劳碌几年后发现，这样的方式淘力费气，还不落好，于是就试着转变方式，父亲年事已高，体弱行滞，就留屋看家，兼事烧煮，母亲则早出晚归，到处找活做，舍不得让自己闲下来，工钱嘛，能挣多少是多少。夜里十点半左右，拴养了13年的大黄狗侠侠，冲着大门口咬几声，屋里的父亲，就走出屋子，拉亮电灯，拄杖，挪行到大门口。门开，母亲瘦小的身子，和着劳作一天的疲累，挤了进来。老两口唠着，不识字的母亲，将当天劳作所获，一五一十述给父亲，父亲便找出老花镜戴上，慢慢缓缓地找出纸、笔，一笔一划将母亲头天所获记上去。

　　日子，如同清流，缓缓流走。父亲八十岁生日之前说：“哎，村头跟我上下岁数的，都过世完了。”父亲裂开豁了门牙的嘴，沙哑着老嗓子，笑着说。我本想说点什么，却在喉头哽住，只好默然，双眼有些酸。聊到兴头上，父亲又会嘱咐我们，以后吃穿用度什么的都不要再给他们买了，“这阵的日子么，吃穿不愁，比以前好了一百倍！”说完，父亲舀起一勺黄橙橙、热腾腾的包麦面蒸饭，送进嘴里，又搛起一块油汪汪、香喷喷的腊肥肉，送进嘴里，滋滋润润吃起来。（任茂松）